全国性的判断令人痛心，而且它有官方文件为证：
在2023年至2025年间，法国人对国家「妥善使用公共资金」的信任，从33%跌至22%（强制征收委员会晴雨表，Harris Interactive，2025年11月）。即两年内下跌11个百分点，前所未见。
78%的法国人认为课税水平过高，75%的人如今认为，为减少自身的征收而移居国外是可以说得通的（相比之下，2023年有28%的人认为这样做说不过去）。原始来源：2025年税务与社会征收晴雨表（审计法院／强制征收委员会／Harris Interactive），2025年11月27日发布。
59%的法国人表示，愿意看到公共服务水平下降，以减轻其税负（IFRAP，2026年2月）。
18至25岁的年轻人中，有27%认为，只要有机会，在税收上作弊是说得过去的（审计法院2025年年度报告，参议院听证）。整整一代青年，正在脱离共和的税务契约。
2024年移送检方的税务欺诈案件中，有44%被不予立案处理，只有27%被诉至法院（审计法院，《打击税务欺诈》报告，2025年12月）。连惩治系统本身也已瘫痪。
审计法院本身在2025年12月，把法国的税务欺诈定性为一个「界定不清、估算不清、处理不清」的现象（公开报告，向参议院的官方陈述）。这台机器甚至已不再懂得去度量它本应打击的东西。
我们集体所经历的，并非单纯的「税务厌烦」。这是一种对纳税之同意的渐进式断裂，由强制征收委员会本身官方地加以诊断，它谈到一种「在政治层面上令人警觉的恶化」，以及一种「对制度之信任的渐进式断裂」。
而在这一断裂的核心，是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日复一日地经历着同一种遭遇：一个变得如此复杂、如此程序化、如此脱离判例本身的税务行政，以至于它碾压那些仅仅试图弄懂自身权利的人。
今天我要亲自为此作证，因为我的情况并非孤例。它是一种系统性现象的化身，而这一现象威胁着法国共和契约的根本团结。
我的证词
我是奥弗涅的一名业主兼出租人，二十年来我尽心尽责地缴纳我的税款，从未被补征过。今天，就三个纳税年度（2022-2024），我正处于面对税务行政的诉前阶段，尽管我出示了《税收总法典》的全部条文，尽管我援引了国务院的判决，尽管我记录了适用的判例。「我们适用税法，而且只适用税法」。翻译过来就是：他们不考虑任何司法裁决——无论何种裁决——即便这些裁决涉及其他完全相同的案件。
正如在35%至40%的、一路上诉到行政法院的案件中那样，我从统计上就知道，行政机关最终会被推翻。但在此期间，我将承受18至36个月的程序、税务律师的费用，以及可能落在我财产上的一项法定抵押。
这个系统已经疯了：
如今，仅仅处理一份像我这样的案卷，就要动用一名公共财政部门的首席稽查、两名监察员、贝西的调解员、一名行政法官、一名书记员、一名承办法官，很快还要加上一名政府专员。纳税人所付出的代价：数万欧元被动用的公共薪资，只为一桩本该用两封信就解决的争议。
在一个行政法院面前的程序，如今要持续18至36个月（审计法院，2024年报告）。在这段时间里，国家继续征收、加征、处罚，而纳税人明明有理。
心理上的代价是巨大的：数月的焦虑、无眠的夜、数小时的法律查证、有能力时所付的律师酬金，以及那种被自己的共和国当作推定有罪者来对待的感受。
这场有组织之浪费的官方数字：
法国税务行政动用了约10.5万名人员（DGFiP，2024年活动报告），其中约3.5万人从事稽查与争讼职能。
税务稽查与税务争讼的年度总成本：估计在每年35亿至45亿欧元之间（审计法院2023年）。
有利于纳税人的行政前置复议的驳回率：仅17%（DGFiP）。但当案件上诉到行政法院时，撤销率便升至35%-40%。
法国的行政法院：在办案卷积压超过22万件（国务院，2024年），其中约40%属税务性质。
然而，解决方案是存在的，而且它已经成熟。
生成式AI几分钟内就能处理今天要耗费数月的事：对《税收总法典》条文与国务院判例的自动分析；实时向纳税人给出有理有据、附具出处的答复；自动检测行政机关与判例相抵触的情形；把行政前置复议在几天内而非数月内处理完毕；最多30天内作出最终决定，复杂案件则配以人类法官。
潜在的经济影响：裁撤税务争讼人员的60%至70%（约2万至2.5万个岗位），将其重新部署到重大的国际欺诈上；每年节省20亿至30亿欧元；争讼减少70%至80%。
这一模式在国外早已存在：爱沙尼亚，3分钟完成报税，5天内以AI处理争讼，经济影响估算为每年GDP的2%；新加坡，纳税人满意度达96%；英国，85%的争议在7天内于线上解决；瑞典，14年间人员减少30%，且无社会动荡；德国，OZG-Gesetz计划，到2027年实现行政的全面数字化。
有据可查的工会惰性，以及人员与纳税人一样痛苦的悖论
DGFiP在2002年至2024年间已裁减5万个岗位（来源：CGT公共财政）。但这一削减是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系统性的现代化，没有对使命的重构，没有AI。留下的人员每人处理更多的案卷，身处一个依旧同样陈旧的系统之中，因而更为痛苦。
自2020年以来，DGFiP的各主要工会组织平均每年组织4至6个全国性罢工日。这些动员号召，无一涉及使命的现代化或AI的引入。它们全都涉及薪酬、工作条件、人员编制的维持。
NRP（新就近网络），这一2019年启动的主要重组项目，被系统性地抵制，而工会方面却未提出任何现代的结构性替代方案。
「没有我们」运动（Solidaires公共财政，2024年）声称「没有实体人员，公共服务便会崩塌」。这与爱沙尼亚、瑞典或英国的现代化恰恰是相反的论点，后者证明了数字化与服务质量是并行不悖的。
悖论是彻底的：人员与纳税人一样痛苦。职业倦怠、精疲力竭、失去动力、意义丧失，都有大量记录为证。但中间团体却顽固地拒绝那唯一能够解放人员的改革：把重复性的任务数字化，把人重新部署到高附加值的使命上。
结果：所有人都是输家。唯有机器本身在空转。
绝对的丑闻：当税务行政拒绝执行司法裁决
以下是一个鲜为人知却影响巨大的机制，仅凭它一项，就足以证明一场紧急改革的正当。
当国务院就一个《税收总法典》的解释问题作出有利于某位纳税人的判决时，这一判决便成为一个判例先例，本应对整个税务行政具有约束力。然而，税务行政却经常拒绝把这些判决适用于完全相同的情形，向纳税人抛出一个标准的说辞：「我们不是司法。您若不服，就去行政法院。在此期间，我们适用我们的解释，并在您的财产上设定一项法定抵押。」
对纳税人的后果：他必须在行政法院面前提起一项程序，仅仅是为了让国务院早已在完全相同的案件中裁定过的东西得到确认；他要承受国库在其不动产上设定的、为期18至36个月的法定抵押；他要独自承担税务律师的费用。
对国家的后果：行政法院被那些国务院判例早已裁定过的争讼人为地压垮；预算成本估计在每年8亿至12亿欧元之间；行政上诉法院陷入拥堵；一桩本可在上游解决的争议，其总成本被放大了3至5倍。
AI几秒钟就能解决这一切：自动检测行政解释与某项近期判决相抵触的情形，自动向稽查员发出警示，提出一份符合判例的决定建议，省下18至36个月的无用程序。
真正的议题，不仅仅是行政的生产率。它关乎法治国家本身的连贯一致。
本雅明·布里埃案：当媒体曝光成了公民面对机器时唯一的保护
2026年4月9日，全国得知了一桩本应属于卡夫卡式虚构的故事。
本雅明·布里埃，曾在伊朗监狱被关押1079天（2020-2023）的法国前人质，回到法国后被税务行政传唤，理由是他在被囚的那些年里没有办理报税申报。据France Info、Le Journal du Net报道、并经DGFiP官方承认，那位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据称答复他：「即便在监狱里，也要办报税。」
随后，当布里埃先生说明他身处一座伊朗监狱、无权与家人通讯时：「那样的话，本可以由您的家人来办。」
除了税务，布里埃先生还被「到处除名」：社会保障、France Travail、最基本的行政权利。他不得不独自奋斗数月，才重新激活了他在法国的行政存在。
最终使局面得以解开的，既非判例，亦非善意，更非某项制度性程序。是媒体曝光，以及一位议员的亲自介入。2026年4月12日，公共财政总局在X上发布了官方致歉，承认存在「一次异常的初次接触」和一个「无法接受」的答复。布里埃先生的情况得到了处理，就那四年的未申报，未处以任何罚款。
但这桩案子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有多少默默无闻的法国人，没有议员为他们辩护，没有媒体讲台，没有每小时500欧元的律师，日复一日地承受着同一类机械式的答复？有多少公民被一个在其表格里没有为其特殊情况预留栏目的行政机关「到处除名」？有多少像这样的案子，从未被媒体曝光，最终以精疲力竭、债台高筑、乃至税务流亡而告终？
布里埃案并非一次孤立的失灵。它是一种系统性运作方式最受媒体曝光的化身：行政机关机械地、不加分辨地适用其程序，因为它的人员就是为此而受训的，因为各数据库彼此不相连通，因为表格里根本不存在「人质」「长期病患」「自然灾害受害者」「因医疗原因移居国外者」这样的栏目。
而恰恰正是在这里，一个设计良好的AI本会带来不同：一个经过正确训练的AI，本会自动交叉比对外交部、社会保障、France Travail与DGFiP的数据库；本会在初次查阅案卷时就检测出异常；本会触发一套无罚款的自动处理程序；本会生成一封官方的接待信函。
这是绝对的悖论：AI，被许多人指责为使人非人化，实际上本会比当前这台机器更有人性，因为它本会被正确地设计出来，以识别例外、交叉数据，并有尊严地对待那些不合常规的公民。
今天，在法国，你得被媒体曝光，才能被自己的行政机关正确对待。这是一个不再运转的民主的征兆。
致读我文章的人员
致那些读我文章、并在这一判断中认出自己的人员：你们不是问题所在。你们是这台疯掉的机器的首批受害者，它无力适应一个正在高速演变的世界。
问题不在于弄清某位人员个人是否有罪。问题在于，成千上万的岗位如今在结构上产出着一个平庸的结果：迟缓、机械式的答复、对判例的无知、无用的争讼、不成比例的公共成本。当一个系统大规模地产出糟糕的结果时，不该保护它：而该撤销它或重构它。
人们不会通过保护一台失灵机器的所有齿轮来改革它。人们首先要辨认出那些不再有用的、那些花费多于其所带来的、那些技术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连贯性与更高的法律安全性来取代的齿轮。然后把它们撤除。
让我们说清楚：AI不该被用来把一个变得低效的行政机关粉刷成数字的模样。它应当用以撤销那些在客观上已变得无用的行政岗位——当这些岗位的使命仅仅在于机械地套用表格、无视判例、搬运案卷、产出标准化的答复，或让公民苦等数月之时。
问题不在于以一种放错位置的同情之名，人为地保住成千上万个岗位。当一项任务能够由一个受到正确管控的AI更快、更公正、更清晰、更低成本地完成时，那么相应的岗位就应当消失。这话听来残酷，但它正是国家得以整顿的先决条件。
必须停止一再重复「一旦案卷变得复杂，就该保留人力」这种说法。往往恰恰相反：案卷越复杂，AI就越有用。重大的国际欺诈、财产调查、层层叠叠的法律安排、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动、税务上的不一致、跨境情形以及重复性的争讼，恰恰是那些领域——在其中，一个设计良好的人工智能，能够比一个不堪重负的人类部门分析得更快、交叉得更广、洞察得更细、说理得更严谨。
因此，人的角色，不该再是用手去做那些机器能做得更好的事。它应当被限定于那些需要政治责任、道德判断、与脆弱公民的直接接触、人性化调解，或对最敏感之决定作最终把关的事项。对老年人、残障人士、孤立者、数字文盲，或在心理上被行政压垮者的陪伴，应当保持人性化。但税务分析、与判例的比对、欺诈的侦测、财产的调查、决定的准备、答复的有理有据之撰写，以及争讼的分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交托给AI。
这意味着一件非常清楚的事：当前很大一部分岗位，已不再有被维持的理由。这并非出于对人员的憎恨，而是因为使命本身在技术上已变得过时。当一个AI能够在几分钟内产出一份比一个行政部门耗时数月还要更完整、更有据、更连贯、更合乎法律的分析时，维持这个岗位就不再是一项社会政策：它是一种公共的浪费。
那种主张「应把人员重新部署到复杂案卷上」的论点，已在很大程度上过时。复杂案卷恰恰是AI能够产出最多价值的地方：财产的测绘、空壳公司的侦测、国际资金流的分析、与判例的自动比对、行政矛盾的发现、税务风险的分级、决定的有理有据之撰写。人过去缓慢地、片面地、有时自相矛盾地所做的，AI能够大规模地、迅速地、并以更高的可追溯性去完成。
对人类人员的维持，应当被保留给非常有限的职能：接待脆弱人士、与脆弱纳税人的调解、伦理把关、对重大决定的最终把关、政治与司法上的责任。至于其余，国家应当承担起对那些已变得无用之行政岗位的逐步撤销。法国不会通过无限期地保护那些技术使之过时的职能而得到整顿。
法国再也无法无限期地供养成千上万个公共岗位，而它们真正的功能却在于拖慢国家、耗竭纳税人、并产出无用的争讼。因此，AI必须被如其所是地予以承担：它不是一件现代化的小玩意，而是一件对已变得过时之行政人员进行大规模裁减的工具。
公开承担的告密者立场
我在充分自觉、并出于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发表这份证词，援引的是Sapin 2法（2016年）以及2022年3月21日改善告密者保护之法律的原则。我的目的，不是解决一桩正循其正常程序进行的个人争议，而是就法国国家一种系统性的失灵发出公民的警示，而这一失灵，有审计法院、国务院、INSEE以及DGFiP本身的官方数字为证。
我不披露任何机密数据。我不点名任何一位人员。我描述的是一个系统、它的数字、它的失灵，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其灵感来自那些行之有效的欧洲模式。
如果法国再也无法容忍一位知情的公民公开描述其行政机关的失灵，那么法国就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信任法国的法治国家，会尊重这一公民的发言。
我为何发表此分析，以及我为何将继续下去
我既非记者，亦非民选官员，非候选人，非某党派的活动分子。我只是一名50岁的法国公民，奥弗涅的业主兼出租人，一座生物气候住宅的自建者，一位在YouTube上就自主与主权创作内容的人，几年前我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法国正在沉没，而我们再也没有那份奢侈，去等待政治上的责任人代替我们察觉到这一点。
于是我作了一个决定：动用我个人的时间与我自己的财力，就法国国家的改革，制作一系列有据可查的公民档案。仅采用制度性来源：审计法院、参议院、国务院、INSEE、OECD、Eurostat、Légifrance。没有意见，没有意识形态，只有官方数字、严谨的国际比较，以及具体的、量化的建议。
这些档案是存在的，其中一些已可自由查阅：
档案一，A类「应保留的机构」：552页，识别出552个实体，有据可查的年度节省额为300亿至560亿欧元，于2026年5月8日完成。
档案二，「机构的合并」：1020页，记录了35个合并簇群，年度节省额为23亿至41亿欧元，于2026年5月12日完成。
档案三，C类「应重新并入的机构」：正在收尾之中。
档案四，D类「应撤销的机构」：制作之中。
档案五，「实施工具包」：制作之中。
逐行记录在案的总体目标：每年3500亿欧元的潜在节省额，覆盖范围为官方来源所识别出的1494个国家机构与运营者：2025年7月3日第807号参议院报告「Barros-Lavarde」、PLF 2025运营者预算黄皮书、预算总局2025年2月24日名录。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2027年对法国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因为公共辩论理应得到比口号和未加量化的承诺更好的东西。因为债务已达GDP的117.7%，债务利息在2026年以740亿欧元成为国家的第一大预算，没有人能一本正经地声称这一轨迹是可持续的。因为国家正处于社会动乱的边缘，因为知情公民的责任，不是沉默，而是在街头或市场代替我们作出裁断之前，提出建设性的道路。
我所提出的，不是一份候选申报。我所提出的，是对全国辩论的一份公民贡献，免费开放，好让每一位法国人、每一位公职人员、每一位民选官员、每一位记者、每一位工会人士、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够拿起它、批评它、改进它、延续它。
倘若这些档案中哪怕只有一份，能在2030年前启发一场具体的改革，我的公民投入便算有用。倘若无一开花结果，我至少也尽了我的一份。但我再也无法做一名旁观者。
全部档案与文章，均可在delta-sierra.com上自由查阅。
做衰落的旁观者，已不再是我们的本分。以民主的方式扶正航向，在市场或街头代替我们出手之前，这才是我们的本分。
300页的母档案，对应近3500亿欧元的年度节省额，可在亚马逊购得：https://www.amazon.fr/dp/B0H3FN54S2
在我的网站上找到我的文章与我的书：https://www.delta-sierra.com/index.html
David SALVAN，个体经营者，库唐苏兹，阿列省。自建者 | 私人出租人 | 怀着建设性愤怒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