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的是一种政治、历史和心理现象。它既不是号召起义，也不是鼓动暴力，更不是为针对法国制度的军事干预辩护。恰恰相反，它主张一种公民的、民主的、有组织的、非暴力的行动。
一个重复了几十年的预言
这个话题困扰我已经很久了。早在 2002 年，我就和一些活动人士、爱国者以及罗歇·奥兰德尔（Roger Holeindre）讨论过它。从那时起，同样的预告我已经听过几百遍：“要爆发了。”
每次令人失望的选举、每次政治危机、每桩丑闻、每项新税、每家关闭的工厂、每场骚乱、每个被视为国家耻辱的决定之后，这句话都会再次出现。人们断言，这一次底线已被突破。这一次，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这一次，爆发不可避免。
然而，岁月流逝，预告中的爆发却从未到来。
这一观察并不意味着愤怒是虚构的。经济地位的下降、去工业化、公共债务、基本服务的削弱、对制度信任的丧失以及政治上的无力感，都造成了真实的不满。但有一种错误在于，把愤怒的强度与一个民众将愤怒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能力混为一谈。
说“要爆发了”听起来像是一种预测。然而这句话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希望：希望由别人来完成自己做不到、不会做或不愿亲自去做的事情。
暗中对别人的期待
宣告爆发即将到来的人，几乎从不说自己将是爆发的起因。他希望会出现一位领头人，希望有一位将军挺身而出，希望有一位天降救星把不满的人团结起来，或者希望一件无法预料的事件把弥漫的愤懑变成一场全国运动。
但他通常希望由别人去冒第一个风险。
将会是别人站出来，拿自己的工作冒险，面对法庭，危及自己的职业处境，让家人承受压力，并承担可能失败的后果。每个人都在等待火星，前提是自己不要成为燃料。
这种态度不一定可鄙。它往往对应着一种理性的计算。参与的个人代价是直接的、具体的，有时是巨大的，而集体的收益却仍是假设性的。采取行动的人可能失去收入、名誉或自由，却没有任何把握自己的牺牲能改变事态的走向。
然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作出这种计算时，普遍的愤怒就会造成一种巨大的静止。
为什么社会不会倾覆
罗马的那句名言“面包与竞技”并不是凯撒说的。它出自尤维纳利斯的第十首讽刺诗，诗人谴责一个民众为了物质满足和娱乐而放弃了部分政治权力，这些满足和娱乐被概括为拉丁文 panem et circenses，即“面包与竞技”。
我们这个时代把这一机制大大完善了。它不再仅仅依靠食物和表演，而是依靠一个极其密集的物质、社会和情感纽带体系。公民拥有住房或希望保住住房，偿还贷款，抚养孩子，依靠工资生活，经营企业，等待退休，享有保险，使用公共服务，并围绕相对的稳定来构建自己的生活。
即使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衰落，一个公民几乎总是拥有某种他理所当然害怕失去的东西。
他可以每天谴责政府，却拒绝牺牲自己的工作。他可以认为制度严重失灵，却害怕留下犯罪记录。他可以希望发生彻底的变革，却想保护自己的住房、企业和家庭。这种谨慎不一定是怯懦。它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人性现实：集体的混乱首先威胁的是个人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困难不断累积时，社会并不会自动起来反抗。比起一场无人能掌控后果的剧烈断裂，社会更容易习惯于缓慢的恶化。
愤怒还不是一种政治力量
一个民众可以极度不满，却不会因此变得具有革命性。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分享同样的视频，谴责同样的领导人，表达同样的担忧，却并不因此形成一个能够行动的运动。
愤怒产生言论、评论、帖子，有时还有集会。政治能力的要求则更高。它需要持久的组织、战略、明确的负责人、专业能力、物质手段、足够连贯的理论，尤其是对将来用什么取代受到质疑的秩序有一个可信的设想。
一群人可以推倒一道栅栏或占领一栋建筑。但他们不一定懂得制定国家预算、保障医院的供应、维持电力、发放养老金、保障公共秩序、管理各地、与外国谈判，以及重建被公认为合法的制度。
因此，关键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体制如何可能倒台。关键在于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摧毁一个权威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建立合法性往往需要好几年。
那些梦想一场大火的人通常以为，大火会烧毁他们的对手，同时保全他们所珍爱的东西。然而历史表明，一场政治爆发很少能区分腐败的机构与不可或缺的服务、真正的责任人与普通的工作人员、正当的愤怒与报复、必要的改革与不可逆转的破坏。
火并不具备那些远远观望的人所赋予它的精确性。
牺牲仍然需要一个共同体
还有另一个困难必须正视。集体牺牲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道德共同体，让每个人都愿意为他人承担某种风险。
而如今，许多公民感到，法国对自己的历史、未来以及什么值得传承，已经不再有一个共同的定义。有些人认为爱国主义已经变得可疑。另一些人认为国家历史被系统性地简化为其过错。还有一些人不再认同各项制度，或者怀疑自己的同胞是否希望守护同样的遗产。
这种感受可能被夸大、被利用，或被社交网络放大。但它仍然产生了真实的政治效果。一个不再相信自己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人，很难愿意为它牺牲自己。
一个国家不仅仅是由边界划定的领土。它还建立在对什么应当被保护、延续和传承的最低限度共识之上。当这种共识破碎时，爱国主义就不再是一种集体力量，而变成一种孤独的信念。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爱国者的愤懑不会机械地转化为全民动员。公民不再只是问自己应当捍卫什么。他还会问：为谁捍卫，与谁一起捍卫，目的又是什么。
为什么军队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仲裁者
军人可能会格外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两难。他们受训为法国服务，接受风险，并在一个错误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情况下服从命令。他们可以深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不赞成某个政府、某项外交方针、某项军事改革、某项产业政策，或对某些战略能力的放弃。
但在民主国家，这种不赞成并不赋予他们选择执政者的权利。
法国宪法对职责作了明确划分。共和国总统是武装部队的统帅。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支配武装力量。总理领导政府的行动，并对国防负责。因此，武装部队并不是凌驾于文官制度之上的自主权力。
然而，军人并不需要盲目服从。《国防法典》要求他忠实执行所接到的命令，但禁止他实施明显违法或违反适用的国际法的行为。与此同时，军人身份要求纪律、随时待命、忠诚和中立。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军人必须拒绝明显违法的命令。但是，他不能因为认为某个合法政府的政策是灾难性的，就自行决定这个政府已成为必须推翻的敌人。一项有争议的、低效的、甚至极其有害的政策，并不自动构成一项明显违法的命令。
如果每个军官都能按照个人良心来决定哪个政府还值得服从，军队就不再是国家的军队了。它将变成其指挥官政治信念的军队。
掌握武力却不将其用于政治的勇气
军人的勇气常常被描绘为采取行动的能力。然而还有另一种勇气，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对民主至关重要：掌握武力，却不认为自己有权替人民作决定。
一名军官可以指挥人员、掌握武器、拥有一个高效的组织，并享有很高的社会认可。这种力量并不比其他公民赋予他更多的政治权利。恰恰相反，它要求他更加克制。
因此，军人的荣誉不仅在于在合法命令要求时去作战。它还在于拒绝把共和国的武器变成政治仲裁的工具。
即使军人与一部分民众有着同样的担忧，这一原则也必须依然有效。即使所设想的干预被说成是暂时的、合理的或旨在拯救制度，这一原则也必须依然有效。所有的武力夺权都以承诺只是暂时的开始。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夺取权力的人之后会愿意交还权力。
马叙与 1958 年危机：一个先例，而不是一个范本
在某些爱国者的谈话中，雅克·马叙（Jacques Massu）将军经常被提起。1958 年 5 月 13 日，在阿尔及尔的一次示威导致成立了一个由马叙主持的救国委员会，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第四共和国崩溃以及对内战的恐惧之中。该委员会要求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并促成了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权。
然而，这个先例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来看。它并不能证明军事干预是解决民主危机的一种正常或可取的方法。
一次断裂促成了一个新政体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当的。今天因为符合我们的信念而得到认可的军事干预，明天就可能被用来为一场以完全相反的信念为名的干预辩护。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某位军官的所谓意图。而在于我们是否接受，从今以后由谁掌握武器来决定谁有权执政。
一旦对一个阵营承认了这一原则，就再也无法拒绝下一个阵营。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不同的教训
1981 年 2 月 23 日，由安东尼奥·特赫罗（Antonio Tejero）率领的武装国民警卫队员，在莱奥波尔多·卡尔沃-索特洛（Leopoldo Calvo-Sotelo）的就职表决会议期间闯入西班牙众议院。这次政变企图失败了，至今仍被西班牙的机构纪念为那些企图用武力中断民主的人的失败。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一名爱国军人的职责，恰恰可能在于不追随那些声称要用武力拯救国家的人。
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则是另一种情况。1974 年 4 月 25 日，武装部队运动结束了“新国家”（Estado Novo）独裁统治，为民主化开辟了道路。这次军事断裂并非完全没有流血：有四人被政治警察开枪打死。但它仍然导向了制宪进程、选举以及文官制度的恢复。
因此，葡萄牙的教训并不是军队在认为政权不合法时就应当执政。而是，针对独裁的军事干预，只有真正把权力交还给公民，才能获得民主的合法性。
一支为人民主权开辟道路的军队，与一支声称要长期代替人民行使主权的军队，职能是不一样的。
天降救星：免于组织工作的借口
天降救星在心理上是一种令人舒适的解决办法。它让人可以指望一个非凡的人物在几周内解决数百万公民二十年来都不愿去组织解决的问题。
等待这样一个人，就免去了建立运动、起草纲领、培养负责人、建立地方网络、筹集资金、核实事实、说服犹豫者和赢得多数的工作。
但天降救星有两种危险。第一，他们很少出现。第二，那些声称独自代表国家的人，并不总是愿意离开权力。
自认为是唯一救星的人，很容易把一切反对都视为背叛。既然他把自己等同于国家的救赎，那么在他看来，质疑他的权威就必然等于与国家本身作对。
因此，民主不能建立在指望一个高人一等的人奇迹般地纠正集体错误的希望之上。它必须建立起能够约束领导人——哪怕是多数人所崇拜的领导人——的制度。
非暴力既不是消极，也不是无能
拒绝暴力并不意味着接受无所作为。
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和埃丽卡·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对 1900 年至 2006 年间开展的 323 场大型运动所作的一项著名比较研究发现，以非暴力为主的运动有 53% 实现了目标，而暴力运动只有 26%。它们的优势尤其在于能够团结更广泛的民众、保持其合法性，并促使制度内部发生效忠的转变。
这些数字并不是万能公式。后来的研究表明，当运动局限于象征性的示威、忽视基层组织工作或过度依赖社交网络时，非暴力运动的效果就下降了。
真正的政治非暴力要求很高。它要求记录滥权行为、诉诸法院、创办媒体、培训活动人士、开展竞选活动、组织合法罢工、建立协会、支持申诉、发展经济上的替代方案，并使行动持之以恒。
它也可以采取公开的、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的形式。但这不应与单纯的守法混为一谈：公民不服从恰恰在于违反一条被认为不公正的规则，不加隐瞒，并且接受在法官面前为此负责。
因此，非暴力并不是没有冲突。它是一种进行冲突的方式，而不把决定谁配活着、说话或执政的权力交给持枪的人。
勇气始于不再等待
反复说应该有人做点什么是很容易的。这句话回避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我自己能以合法、和平和持久的方式建设什么？
等待一位将军的人，现在就可以写作、调查、培训、说服、加入协会、支持一家独立媒体、在法庭上捍卫一项事业、为一项改革方案作出贡献、参加一场竞选，或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创办一项有益的事业。
与一场全国性大爆发的幻想相比，这些行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它们能产生爆发所无法产生的东西：能力、网络、集体信任、经受过考验的负责人以及持久的合法性。
一种政治替代方案不是在权力动摇的那一天诞生的。它必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准备好。
没有这种耐心的工作，推翻旧秩序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既没有取而代之所需的人员，也没有所需的制度和知识。由此产生的真空很少有利于最理性的公民。它通常有利于武装最精良、纪律最严明或最无所顾忌的群体。
责任不仅仅在最高层
执政者负有巨大的责任。他们掌握着权威、行政机构、预算以及决定国家未来的能力。他们的错误可能影响好几代人。
但公民不能把国家的全部状况都归咎于他们，同时又认为自己与集体决策毫不相干。
当领导人变得平庸时，民主就会退化。当公民放弃认真了解情况，宁愿转发义愤也不去核实事实，一边要求更多服务一边要求更少付出，或者指望一个救星独自承担改革的代价时，民主同样会退化。
国家的责任不只是从总统府开始的。它始于数百万人的日常选择。
它始于决定投票还是弃权、建设还是评论、加入一个组织还是保持孤立的时候。它尤其始于人们接受持久的变革需要时间、能力和个人努力的时候。
不再等待爆发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听到有人宣告“要爆发了”。
但什么也没有爆发，因为许多说这句话的人并不是真的在等待一件事。他们在等待一个人：一个男人、一名军官、一位会替他们冒一切风险的首领。
然而，一个民主国家既不能靠盼望一场大火来复兴，也不能靠要求军队取代人民来复兴。当有组织的公民建立起多数、制定连贯的纲领、培养出称职的负责人，并迫使制度纠正其错误时，它才能复兴。
军人的职责不是以自己比执政者更爱法国为理由夺取权力。他的荣誉在于在法律框架内保卫国家，拒绝明显违法的命令，并防止他所掌握的武力变成一种武装的政治意见。
公民的职责不是等待军人把他从自己放弃的后果中解救出来。而是重建一个足够严肃、终有一天能够成为多数的替代方案。
所有人都在等待火星。
但一个国家不是靠点火的人重新站起来的。它是靠那些耐心地准备好了在危机之后必须延续下去的东西的人重新站起来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多年来，“必须爆发”，却什么也没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