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只是对那些梦想明天治理法国的人说话。那样就太轻松了：近六千九百万人可以指着一小撮负责人说“都是他们的错”，然后各忙各的，仿佛民主主权从来不需要我们承担任何责任。这些文字首先写给我的同胞们——无论右派、左派、中间派还是极端派；无论是坚定的选民还是无奈的选民，厌倦了的弃权者，公开宣称的爱国者，还是对这个词感到疏远的人。它们既写给那些坚信自己仍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的法国人，也写给那些已经不太认得自己童年时代那个国家的人。今天、昨天和明天的执政者自然会在其中看到与自己有关的部分，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读者。这篇文章首先是与同胞们的一次对话，因此也是与我自己的对话。
我想向他们解释一件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的事：为什么有些法国人想走，为什么许多想走的人在物质上走不了，以及为什么我现在深深理解那些有条件、最终也走了的人。我并不是把所有旅居国外的人当作一个同质的政治群体来谈。人们出于千百种原因生活在国外：事业、学业、爱情、气候、冒险、工作调动、自主选择的退休，或者只是想看看世界。截至2025年12月31日，在“旅居国外法国人登记册”上登记的法国人有 1 784 975 名，但登记并非强制，欧洲和外交部估计生活在法国本土以外的法国人总数约为 250 万。由于登记是自愿的，外交部明确指出，这些数据必须谨慎使用，无法据此准确了解人口流动。因此，仅凭这些数据，并不能判断每一位法国人为什么选择在国外生活。（来源：欧洲和外交部，《旅居国外法国人数字概览》，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数据；请查阅官方来源。）
因此，我绝不会声称有两百五十万法国人“用脚投票”反对法国的政策。那是不实之词，而我的观点也不需要这种夸张来引起重视。但如果专门观察某些高学历人群，信号就变得难以忽视了。益普索 bva（Ipsos bva）2025年为 Syntec 联合会所做的晴雨表估计，每年约有 15000 名法国工程师学校和管理学院的年轻毕业生在国外开始职业生涯；在受访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在职人员和学生中，57% 考虑在未来三年内到法国以外工作，其中 21% 是认真考虑。相关毕业生的出国人数十年间增长了 23%，而 70% 的受访者认为法国正在衰落，74% 表示担忧其经济状况，81% 表示担忧其政治状况。与此同时，84% 的人至少提到了法国环境的一项优势。（来源：益普索 bva/Syntec 联合会，《2025年人才外流晴雨表》，对 1008 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和学生的调查，2025年9月；请查阅益普索研究报告： https://www.ipsos.com/fr-fr/barometre-2025-de-la-fuite-des-cerveaux.)
这就是我想谈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法国：一个可以让人热烈爱着的国家，它依然拥有巨大的优势、众多的人才和值得在此生活的有力理由；然而，它的一些儿女最终还是认为，国家对他们的要求、允许他们建设的东西以及作为回报给予他们的保障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这篇文章既不是出于对法国的仇恨，也不是出于希望看到它失败的愿望。它来自一个痛苦得多的地方：爱依然在那里，但怀疑正一点点滋生——当你已经不知道还能否在所爱之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时，还能继续与它相守吗？
热爱法国，不等于给国家开一张空白支票
我热爱法国。我爱它的风景、它的语言、它的村庄、它的山脉、它的田野、它的遗产，以及那种只需开几个小时车就几乎换了一个世界的非凡多样性。我喜欢了解在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建设了什么。我喜爱我们的国王、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帝国、我们的征服与失败、我们的科学家、探险家、军人、工程师和建设者的历史。我也关注我们的殖民历史，但我不需要把各社会之间在军事、工业、科学、行政或基础设施发展上的历史差距，变成人与人之间价值高低的等级，也不需要抹去伴随这段历史的暴力、统治和不公。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既不意味着要把它变成金色传说，也不意味着要否定它。我们应当能够像成年人一样审视自己的过去，看到其中的伟大、过错、牺牲、矛盾和成就。
对我来说，法国绝不仅仅是法国这个国家机器。民族并不等于贝尔西（法国经济财政部）、《税收总法典》、《政府公报》或一时的政府。政府更迭，多数派变换，部长被替换，就连政治体制本身在我们的历史中也几经变迁。我们称之为法国的那个由人、历史、文化和情感构成的共同体，早于它们而存在，而且我希望，它也将比它们更长久。正因如此，我拒绝把爱国主义与对国家运作的批评系统地对立起来。一个人可以爱自己的国家，爱到对管理它的人极其严厉的地步，恰恰因为他对这个国家怀有的抱负，高于他有时看到国家所屈从的那些抱负。因此，批评国家并不一定是攻击法国；相反，它可能源于对法国的巨大期待。
深爱自己的国家，从来不意味着无限度地接受国家强加的一切。尊重国旗、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我们的士兵和为法国牺牲的人，并不要求我们甘愿像奶牛一样被剪毛挤奶，也不要求我们屈从于被视为过重的税负、渗透到日常生活细枝末节中的规章，或者那种被首先当作潜在逃税者、必须榨干最后一欧元的感觉。爱国主义不是给国家开出的空白支票。它既不要求赞同国家的所有政策，也不要求对国家的种种失灵逆来顺受，更不要求牺牲自己的未来来证明对民族的爱。一个人可以依然深深眷恋法国，却得出结论：自己已无法像所希望的那样在这里发展。当一艘船进水时，有人留在船上，舀水、修补船体、设法把船开回港口；他们值得我全部的尊敬。另一些人，在舀了多年的水之后，终于游上了岸，因为他们拒绝与船一起沉没。他们的离开并不证明他们憎恨这艘船。有时，离开之所以让他们痛苦，恰恰因为他们依然爱它。
3.536 万亿欧元：别再背诵一个没人能想象的数字
据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统计，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按马斯特里赫特口径计算的法国公共债务达到 35361 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17.5%，而三个月前为 115.7%。也就是说，一个季度内增加了 756 亿欧元。占 GDP 的 117.5% 意味着，债务存量约为法国一年创造的全部财富价值的 1.175 倍。不过 INSEE 指出，债务的季度增量不应与同期赤字相混淆，因为债务还受到国库现金和其他金融操作的影响。（来源：INSEE，《2026年第一季度公共部门马斯特里赫特口径季度债务》，2026年6月25日；INSEE 官方发布：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9010340.)
如果想理解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担忧，同样不能只看一个季度。2005年，公共债务为 11476 亿欧元，占 GDP 的 66.8%。二十年后，在2026年第一季度，它达到 35361 亿欧元，占 GDP 的 117.5%。按现价欧元计算，债务存量增长了三倍多一点，即约 +208%。有人可能会正确地指出，二十年的名义比较包含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正因如此，第二个数字才更重要：债务占 GDP 的比重也上升了 50.7 个百分点，从 66.8% 升至 117.5%。所以，这不只是用2026年的欧元去比2005年的欧元。债务在我们国民财富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来源：INSEE，长期序列《公共债务与赤字》，1980年以来的马斯特里赫特口径债务：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1288370.)
但坦白说：35361 亿欧元对人脑来说几乎已经没有意义了。为了给这个数字一个可以理解的尺度：INSEE 估计，截至2026年1月1日，法国人口为 6910 万。按人口平均，债务存量约为每人 51174 欧元，包括儿童和婴儿。这不是一张个人账单：没有哪个法国人明天会收到通知，要求他亲自缴纳这笔钱。这只是一个算术上的等值，用来让一个原本几乎抽象的量级变得直观。（来源：INSEE，2026年第一季度公共债务和《2025年人口统计报告》；2026年1月1日人口 6910 万；公共债务；法国人口。）
计算参考 3 536 100 000 000 欧元 ÷ 69 100 000 人 = 51 173.66 欧元，即每人约 51 174 欧元。
还有一个误解需要澄清：国家偿还债务的方式不同于个人偿还房贷。国债陆续到期，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发行新债进行再融资。2026年，法国国库署（Agence France Trésor）公布的国家预计融资需求为 3057 亿欧元，其中 1758 亿欧元为到期的中长期国债。其计划同时安排发行 3100 亿欧元的中长期国债（扣除回购后）。换句话说，这 1758 亿到期债务并不是通过征税筹集来彻底消除这笔旧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新借款再融资，同时还必须弥补当期赤字。（来源：法国国库署，《国家预算——2026年财政法案草案》；官方融资表。）
而真正立即支付、并且永远无法再作他用的，是利息。2025年，公共部门的利息支出为 647 亿欧元。按人口平均，这一负担相当于每人每年约 936.32 欧元。除以十二，作为单纯的算术等值，约为每人每月 78.03 欧元；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仅利息一项就相当于每月约 312 欧元的集体财富。没有人会单独收到这张账单：这种换算只是为了说明，每年数百亿欧元的利息动用了多少集体财富。（来源：INSEE，《2025年各级公共部门支出》，利息：647 亿欧元；按 6910 万人口计算；INSEE 官方表格：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2381404.)
计算参考 647 亿欧元 ÷ 6910 万人 = 每年 936.32 欧元，即每人每月 78.03 欧元，四口之家每月约 312 欧元。
另一组预测数据由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于2026年根据政府的答复引用，估计公共部门债务负担2025年为 666 亿欧元，并预测2026年为 783 亿欧元。这组预测数据与 INSEE 公布的2025年临时会计数字 647 亿欧元并不完全相同。口径并不完全重合，两组数据不应被当作相同的东西来解读。但它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预计2026年的负担将大幅上升。按 6910 万人口计算，2026年预计的 783 亿欧元相当于每人每年约 1133.14 欧元，即每人每月约 94.43 欧元；对四口之家而言，相当于每月超过 377 欧元。这些金额仍是基于预测的算术等值，既不是个人账单，也不是最终的会计结果。（来源：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结果和决算批准的报告，政府数据：2025年 666 亿欧元，2026年 783 亿欧元；请查阅议会报告： https://www.assemblee-nationale.fr/dyn/17/rapports/cion_fin/l17b2847-ti_rapport-fond.pdf.)
计算参考 783 亿欧元 ÷ 6910 万人 = 每年 1133.14 欧元，即每人每月 94.43 欧元，四口之家每月约 377.72 欧元。
与此同时，2025年公共赤字为 1525 亿欧元，2024年为 1691 亿欧元，分别占 GDP 的 5.1% 和 5.8%。按人口平均，2025年的赤字约为每人每年 2207 欧元，即每人每月近 184 欧元的额外融资需求。这一参考数字不能与利息等值相加，仿佛它是一个独立项目：利息本身就是构成赤字的支出的一部分。（来源：INSEE，《2025年公共部门账户》，2026年5月29日；INSEE 官方发布：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8997691.)
所以，我真诚地问正在阅读的你：这难道不让你困扰吗？我们一届又一届、一个多数派接一个多数派地投票选出的人，持续提交赤字账目，要我们今天集体为之融资，而我们的孩子明天将以利息、再融资和预算空间缩小的形式承担后果——这难道不让你困扰吗？如果这笔债务至少能彻底改变我们的国家，如果它给我们留下了显著改善的基础设施、重振的工业、更强的能源独立、运转顺畅的医院、高效的司法、无可挑剔的治安和重新成为典范的学校，那么讨论就会不同。当债务持久地为生产性资产或将使后代受益的投资提供资金时，它完全可以为未来做准备。但愤怒恰恰产生于这样一种感受：一边看着债务不断增加，一边看着某些服务日益恶化——而按照我们的支出规模，这些服务本应是一流的。
我们征收得极多：回报理应是卓越的
法国不是一个“最小政府”的国家，我也从未要求它变成那样。2025年，公共部门支出占 GDP 的 57.3%，强制性征收占 GDP 的 43.6%。43.6% 的强制性征收率并不意味着每个法国人亲自缴纳其工资的 43.6%：这一指标汇总了整个经济中的强制性税收和社会缴费，并将其与国民财富相比。不过，它确实反映了公共领域在我们经济中所占的巨大份额。（来源：INSEE，2025年公共部门账户；请查阅公共账户：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8997691.)
在劳动方面，经合组织（OECD）使用的是另一个指标：税楔，即雇主承担的劳动总成本与雇员在扣除该方法所计算的税费和缴费之后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对于一名无子女、领取平均工资的单身者来说，2025年法国的税楔达到 47.2%，而经合组织平均为 35.1%。当时法国在经合组织 38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比利时（52.5%）和德国（49.3%）。（来源：经合组织，《Taxing Wages 2026》，2025年数据；经合组织官方报告：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taxing-wages-2026_3a5169ef-en.html.)
二十年来，税收不仅沉重，而且变得支离破碎
回顾二十年，同样要求我们抵制口号。我可以写“自2005年以来法国税负一直在上升”，但那太简单了。INSEE 的历史序列显示，2005年强制性征收约占 GDP 的 42.6%。2025年为 43.6%，其间在2017年曾升至 45.3%。因此，在相隔二十年的两个端点之间，增幅约为 GDP 的一个百分点，而不是十个；不过，从2010年的低点到2017年的高点，涨幅要明显得多。由于国民账户的基准随时间修订，较早数据的小数点后数字应谨慎看待，但量级几乎不容置疑：法国在2000年代中期就已经承受着非常高的征收水平，二十年后仍然名列前茅。2024年，经合组织测得法国税收占 GDP 的比例为 43.5%，而经合组织平均为 34.1%，使我国在 38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丹麦。因此，问题并不是一条每年上升、从不下降的曲线这样简单的故事；而是一个长期处于异常高位、每当公共财政吃紧时又会出现新一轮上涨的水平。（来源：INSEE，强制性征收历史序列，2005年：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3676764 ；INSEE，2025年强制性征收：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2381412 ；经合组织，《Revenue Statistics 2025》——法国：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revenue-statistics-2025_b1943459-en/france_c55b0aeb-en.html.)
但总体负担并不能说明一切。还必须看看税收体系的碎片化。2014年，财政总监察署（IGF）统计出 192 种低收益税种，并发现仅这一类税种的设立速度就大大加快：1970年至1997年间，法国平均每年设立 1.7 种低收益税；自1990年代末以来，这一平均数增至每年 6.6 种，几乎是原来的四倍。IGF 还估计，根据现有比较，这类小税种的数量是我国几个主要欧洲伙伴的两到四倍。不过，由于税种的设立、取消、合并和范围调整接连不断，没有任何完整且口径一致的数据序列能把这一结论换算成二十年间新设税种的可靠数量。但这种持续不断的更迭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加剧了税收和法规的不稳定，降低了每个人在工作、投资、创业、积累财产或仅仅规划长期人生时所需要的可预见性。关于税种泛滥的官方诊断并非来自社论或传单，而是来自财政总监察署。（来源：财政总监察署，《低收益税种》，2014年报告： https://www.igf.finances.gouv.fr/files/live/sites/igf/files/contributed/Rapports%20de%20mission/2014/2013-M-095_Tome_1.pdf.)
还应当承认，此后确实进行了一些取消。审计法院估计，低收益税种的数量已从2019年的 305 种降至2024年的 243 种。这是实实在在的减少，隐瞒这一点是不诚实的。但剩下的这个数字几乎更能说明问题：经过数年清理，仍有 243 种小税种，估计收入约 59.8 亿欧元，而审计法院指出，其中 117 种在2024年甚至没有已知或估算的收益。换句话说，法国可以保留数以百计的征收项目，其中一些收入相对很少，有时还要付出行政、申报和会计上的复杂代价——而这些代价从来都不是免费的。（来源：审计法院，《低收益税种》，2025年： https://www.ccomptes.fr/sites/default/files/2025-04/20250417-synthese-Taxes-a-faible-rendement.pdf.)
2014年 IGF 的清单和十年后审计法院的清单并不构成完全一致的统计序列；因此，我不会机械地从中推导出从 192 种到 305 种再到 243 种的变化。不过，两者都以各自的方法记录了这种税收碎片化长期存在的规模。
而且这种机制并没有成为过去。仅2025年一年，INSEE 就估计新措施对强制性征收的正面影响为 230 亿欧元。这一数额包括性质迥异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一些特别缴款，因此不应把它说成是直接从家庭身上征收的两百三十亿。但预算机制清楚可见：当账目恶化时，寻找新收入的诱惑依然强烈。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约 80 亿欧元与针对大企业利润和海运的特别缴款有关，16 亿欧元来自一般性社保减免的调整，18 亿欧元来自地方和医院公务员养老金缴费率的提高。（来源：INSEE，《2025年公共部门账户》，2026年5月29日：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8997691.)
这也正是公民在谈论“税越来越多”时的感受。他并不会每天早上去查国民账户的总量指标；他遇到的是一项税、一笔缴费、一项捐、一项消费税、一笔征收、一项附加税、一个门槛、一份额外申报、一条新规。其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取代了旧的机制，有些被取消了，而且它们并不都落在同一批人身上。但它们的累积构成了一种日常的税收体验，这种体验不能仅仅归结为总体税率。一个人完全可能生活在一个征收比率二十年只上升一个百分点的国家，却同时感到这个体系变得更具侵扰性、更加支离破碎、更难以理解。对于一个工作、投资、创业或考虑到别处建立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复杂性几乎和税率本身一样重要。
此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24年，社会保护福利支出达 9325 亿欧元，占 GDP 的 31.9%，约合每人 13650 欧元。与把这笔钱主要说成“养懒人”预算的简单化说法相反，DREES（卫生部研究与统计局）明确指出，养老—遗属和医疗约占这些福利的 80%。因此，相当大一部分对应的是我们的养老金和医疗支出。（来源：DREES，《2024年法国和欧洲的社会保护》，2025年版；DREES 官方发布： https://www.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publications-communique-de-presse/panoramas-de-la-drees/251217-protection-sociale-france-europe-2024.)
这些钱并没有神秘地消失在某个无底洞里。它们资助我们的养老金、医疗、学校、国防、警察、司法、地方政府、基础设施以及多种团结互助机制。正因为这一集体努力滋养着如此多的基本职能，它才值得被严格审视。一项征收的合法性并不能永远保证其在道德和政治上被接受：一个国家征收得越多，其公民就越有理由追问自己的贡献用在了哪里，公共服务在质量、效率、安全和可及性方面的回报也就应当越出色。因此，决定性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付了多少？”，而是“当我们付了这么多时，我们有权期待什么？”
然而，存在一个门槛，一旦越过，会计术语就不足以表达某些人的感受。对我来说，最终浮现出一个说法：对我们劳动果实的掠夺。在法律上，税收不是盗窃。但当公民在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中已经不足以认出自己付出的回报时，税收在政治上就可能被体验为国家对其劳动果实的盗窃——而这种盗窃由“我们的民选代表”投票通过的法律合法化了。这是一种政治感受，而不是法律定性，这一区分很重要。但它并不能免除国家倾听这种感受的责任。纳税人的同意不仅建立在征收的权力之上，还取决于一种信念：这种征收仍然是正当的、相称的，并且被足够有效地使用。
我们的医疗并不免费：它由集体支付，而且非常昂贵
我一辈子都听到这样一句话：“在美国，生病可能会让你倾家荡产；在法国，至少看病是免费的。”这句话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它也建立在严重的用词不当之上。我们的医疗体系并不免费：它是社会化的，也就是说，由各种征收、社保缴费、税收、补充保险以及医疗体系中的各类公共和私人资源集体出资。2024年，按国际口径计算，法国的经常性卫生支出达到 3330 亿欧元，占 GDP 的 11.4%。因此，我们为一个体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它最大的优势仍在于分摊风险，避免一场重病自动变成患者的财务灾难。（来源：DREES，《2024年卫生支出》，2025年版；DREES 卫生支出报告：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sites/default/files/2025-12/Les%20d%C3%A9penses%20de%20sant%C3%A9%20en%202024_v17%20complet_1.pdf.)
但现在让我们看看变化轨迹，因为一年的快照有时掩盖的比揭示的还多。2003年，法国约有 468000 张全日住院床位。到2024年底，只剩下 367100 张。这意味着二十一年间减少了约 100900 张床位，降幅约为 21.6%。这一数字不应被简单化地使用：关闭一张传统病床并不一定意味着取消了某种治疗。日间手术、医学进步、让患者更早回家的疗法以及居家住院，已经深刻改变了医院。DREES 统计显示，2024年有 91000 个部分住院床位，以及可同时接收 25400 名患者的居家住院能力。而且据经合组织统计，法国的人均床位数仍高于成员国平均水平，约为每千人 5.4 张，而经合组织平均为 4.2 张。要保持诚实，就必须说明这一点。但现实的另一半同样重要：自2000年代初以来，全日住院能力确实减少了十万多张床位。（来源：DREES，《卫生机构全景》，2013年版，2003年 468000 张床位：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sites/default/files/2021-01/panorama2013.pdf；DREES，《2024年卫生机构》，2026年版，367100 张床位：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publications-communique-de-presse-documents-de-reference/panoramas-de-la-drees/260520-Etablissements-de-sant%C3%A9-en-2024；经合组织，《Health at a Glance 2025》，法国：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health-at-a-glance-2025_15a55280-en/france_fea63dd5-en.html.)
如果与此同时医疗体系的压力在减轻，这种转变的意义就会小得多。但急诊室讲述的情况恰恰相反。DREES 记录显示，2002年急诊就诊近 1400 万人次，2021年近 2000 万人次，2023年为 2080 万人次。从2000年代初到2023年，量级增长了大约一半。即便只看2013—2023这十年，每年就诊人次也从 1880 万增至 2080 万。而当我们不再只看有多少人走进急诊室，而是看他们在那里待多久时，恶化就变得非常具体：2013年，接受完整诊疗的患者中有一半在不到 2 小时 15 分钟内离开急诊室；2023年，中位数超过 3 小时 10 分钟，多了 55 分钟。在急诊室停留超过八小时的患者比例从 9% 升至 15%；在 75 岁及以上人群中，从 24% 升至 36%。（来源：DREES，《厘清急诊科的状况》，2002—2021年长期序列：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actualites-evenements/eclairer-la-situation-des-services-des-urgences；DREES，2023年急诊调查： https://www.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sources-outils-et-enquetes/enquete-urgences-2023；DREES，《急诊：十年间停留时间延长》，2026年6月： https://www.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publications-communique-de-presse/etudes-et-resultats/260602-urgences-duree-de-passage-augmente-en-dix-ans-patients-parcours-longs.)
问题也不总是从医院开始的。2023年，在急诊室接受调查的患者中有 21% 表示，他们来急诊的原因之一是很难在别处预约到医生，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 14%。这一变化与另一项指标相吻合：2012年至2021年间，当 DREES 根据人口老龄化及由此产生的医疗需求对医生密度进行校正后，全科医生的标准化密度从每 10 万居民 155 人降至 139 人，即下降 10%。这里同样需要如实更新情况：近来医生人口状况有所改善，DREES 统计显示，2026年初全科医生有 101000 名，在连续数年减少之后同比增长 1%。但这一近期改善并不能抹去累积下来的缺口，也不能消除使部分地区就医变得困难得多的地域差距。（来源：DREES，急诊前的就医可及性，2023年与2013年对比：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publications-communique-de-presse/etudes-et-resultats/250319_ER_urgences-la-moitie-des-patients-y-restent-plus-de-trois-heures-en-2023；DREES，2012—2021年医生人口：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communique-de-presse/medecins-sages-femmes-chirurgiens-dentistes-et-pharmaciens-combien-de；DREES，2026年1月1日的医生人口：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communique-de-presse-jeux-de-donnees/jeux-de-donnees/260702-medecins-supplementaires-en-activite-en-France-au-1er-janvier-2026.)
这就是为什么，当“免费”一词被用来结束讨论时，我最终会感到恼火。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体系的巨大优势：疾病不应让患者倾家荡产。我只是说，理论上的医疗权利，只有在医疗真正可及时才是完整的。一次就诊可以 100% 报销，但如果在你需要的时候没有人能接诊你，它也就 100% 毫无用处。二十年来，法国远没有停止治病救人；它改造了医院，发展了门诊医疗，仍在医疗上投入巨额财富。但当床位减少五分之一、急诊室接诊量比2000年代初增加近一半、诊疗等待时间不断延长时，人们就有理由追问：法国关于医疗可及性的承诺，是否在各地都还像过去那样有力？
就连报销也必须摒弃神话来看。自2023年10月15日起，医疗保险对许多牙科诊疗的报销比例从协定基准价的 70% 下调至 60%。ameli.fr 的官方页面： https://ameli.fr/ 在2026年2月仍然写明，除特殊情况外，牙医门诊以及可报销的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一般按协定基准价的 60% 报销。这意味着，协定基准价中不由强制医疗保险承担的部分从 30% 增加到 40%；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一定要自掏腰包支付 40%，因为补充保险可以介入。（来源：医疗保险，2023年总结及 ameli.fr： https://ameli.fr/，《牙科门诊与治疗：您的报销》，2026年2月2日更新；确认从 70% 降至 60%；2026年适用的比例。）
但今天让我焦虑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报销比例：如果在需要的时候根本约不到，一次完全报销的就诊又有什么用？在经合组织根据英联邦基金（Commonwealth Fund）国际调查发布的比较数据中，看过专科医生的法国受访者中有 43% 表示，他们等待了两个月到不足一年的时间，而德国为 22%，美国为 15%，荷兰为 15%，瑞士为 12%。这些数字来自受访者自我报告的调查，而不是完整的行政统计；因此，它们描述的是患者在标准化比较框架下报告的经历。即便考虑到这一保留，这一差距仍然格外令人不安。（来源：经合组织，《Health at a Glance 2025》，图 5.13，英联邦基金2023年数据；请查阅经合组织报告：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5/11/health-at-a-glance-2025_a894f72e/8f9e3f98-en.pdf.)
在这里，我也是在谈亲身经历。心脏出过问题之后，我需要做一次复查，却发现要等大约六个月才能约到所需的门诊。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不会像卫生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不会去计算医院绩效指标，也不会去想法国在国际比较中排第几。我的反应要原始得多：“六个月以后？到那时我都够死五十回了。”这个等待时间是我的个人经历，不是全国平均数。我的父母如今分别是 89 岁和 82 岁，他们也曾为某些门诊等待过好几个月。
急诊问题更加令人不安。发表在《JAMA 内科学》上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跟踪了法国 97 家急诊科的 1598 名 75 岁及以上的患者。在住院患者中，在急诊室过夜后才得到病房床位的人，院内死亡率为 15.7%，而在午夜前转入病房的人为 11.1%；经统计校正后，相对风险估计为 1.39。这项研究证明的是一种关联，而不是证明某张担架、人手不足或某一个单一变量直接导致了每一例死亡。但结论依然沉重：在这些老年患者中，夜间在急诊室等待与更高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相关。（来源：Roussel 等，《Overnight Stay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Mortality in Older Patients》，《JAMA 内科学》，2023年；法国多中心研究；PubMed 科学摘要。）
正因如此，我如今拒绝让每一项对我们体系的批评都被一句“是啊，可是美国……”打发掉。美国体系极其昂贵：2024年其医疗支出达到 5.3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8%，人均 15474 美元。但那种认为在美国只有富人才有保险的漫画式说法也是错误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92% 的美国人口，约 3.1 亿人，在2024年全年或部分时间拥有医疗保险，8% 的人没有。与就业挂钩的保险是最常见的保障形式，其次是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这些数据并不能使美国体系在各方面都公平或令人向往。它们只是提醒我们，现实远比法国惯常的口号复杂。（来源：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2024年美国医疗支出；美国人口普查局，《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4》；美国医疗支出；医疗保险覆盖情况。）
因此，正确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体系是否“比美国好”，仿佛这一比较就该终结一切思考。正确的问题是：一个每年在医疗上花费 3330 亿欧元的国家，怎么会让一部分公民产生一种焦虑的感觉——看专科医生或得到及时诊治，正在变成一场按地域摇号的彩票？评价一个医疗体系，必须同时看它在经济上是否负担得起、医疗质量如何，以及在患者需要时提供诊疗的实际能力。一项得不到的免费医疗不是完全的胜利；一项立即可得但负担不起的医疗也不是。
就连学校也讲述着一条轨迹
医院并不是唯一一个二十年变化比关于最新预算的争论更能说明问题的领域。学校同样需要审慎对待，因为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概括一代人的智力，也无法概括数十万教师的工作。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至少能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法来比较能力。数学是2003年和2022年两次测评的主要领域，法国的成绩从2003年的 511 分降至2022年的 474 分，下降了 37 分。与此同时，困难学生（低于 2 级水平）的比例从 16.6% 升至 28.8%，而成绩最好的学生（5 级和 6 级）的比例从 15.1% 降至 7.4%。2022年法国仍大致处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此外，2022年的测评是在疫情之后进行的，忽视这一背景是荒谬的，但也不能把观察到的全部下滑都归咎于它。因此，得出“法国学校已经一文不值”的结论是荒谬的。但假装二十年的轨迹并不存在，也同样荒谬。（来源：国民教育部，《Repères et références statistiques 2024》，第 5.22 页，PISA 数学成绩： https://www.education.gouv.fr/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RERS%202024_ouvrage%20complet-403131.pdf.)
为什么要在一篇关于考虑离开者的文章中加上这些？因为一个家庭选择国家，并不只看税额。它还会看孩子们将来会怎样、学校的质量、看病的可能、日常的安全、工作和出行的能力、规则的稳定，以及能对未来寄予多少信心。单独来看，这些指标中的每一项都可以被淡化。但把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指标串在一起，它们就勾勒出一种难以一笑置之的感受：付出的越来越多，却有时要等得更久、放弃得更多、担忧得更多。
团结互助：保护弱者，而不打击努力
围绕社会福利的争论，集中体现了法国难以同时兼顾两种真相的困境。作为房东，我曾亲自审核过一位租房申请人的材料，其证明文件显示她每月领取的各项社会福利合计超过 2000 欧元。这个数字既不是来自网上疯传的帖子，也不是道听途说：文件就摆在我面前。我把它们拿给父母看，他们深感震惊。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这位申请人，因为有三位在职担保人保障了租赁风险。这个案例只是个人经历，而不是全国统计，也正应当这样来理解。
我本可以借这段经历声称，在法国，不工作通常更划算。这会很耸人听闻，但全国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DREES 显示，2025年1月，在其设定的典型案例中——一名处于工作年龄、无残疾、在私人市场租房、没有职业收入的单身者——福利为每月 873 欧元，其中 572 欧元为积极团结收入（RSA），301 欧元为住房补贴。如果从事一份领取最低工资（SMIC）净额的全职工作，同一典型案例的可支配收入达到 1673 欧元，其中工资 1426 欧元，就业奖励金 246 欧元。对于带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DREES 估计不工作时的可支配收入为 1720 欧元，领取最低工资时为 2544 欧元。（来源：DREES，《社会最低保障与团结福利》，2025年版，2025年12月；请查阅 DREES 研究： https://drees.solidarites-sante.gouv.fr/publications-communique-de-presse/panoramas-de-la-drees/251204-minima-sociaux-et-prestations-de-solidarite.)
然而，承认这一现实绝不意味着讨论就此结束，因为一个人比较的不只是表格中的两栏数字。工作意味着按时起床、通勤，有时要买车或养车、付油费、安排孩子的看护、服从上级、拥有更少的空闲时间、承担责任，并面对疲劳和职业上的种种变故。因此，真正的政治问题在于：领取救助而不工作与工作之间的差距，是否始终足够大，使额外的努力能立即并持久地得到回报——尤其是在把工作带来的开支考虑在内的情况下。这既不是对最贫困者的侮辱，也不是对团结原则的质疑；这是关于如何设计这种团结以及经济激励的一个完全正当的问题。
我所期望的社会，应当能够接住那些被生活击倒的人。疾病、残疾、事故、失业、离异或个人灾难都可能摧毁一个人的生活，而一种文明的高下，也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脆弱的人。但同一个社会也必须让工作、培训、承担责任、努力和主动精神能够实质性地改善生活。社会保护应当是一张防止人摔得粉身碎骨的网，而不是一块让人失去向上攀爬意愿的天花板。在抛弃弱者和打击努力的体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空间，它值得比漫画式说法更好的对待。
此外，在住房领域还有一个矛盾，它本身就概括了我的一部分不安。人们理所当然地抱怨房租太贵，但税法却允许税务机关在认定某项租金明显低于正常租赁价值、且没有任何不以业主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可以解释这一差距时，把业主由此给予的“优惠”金额加到其申报的房产收入中。这正是我遭遇的情况：由于我出于个人选择，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了我的几处房产——有时是为了帮助租客，也仅仅因为我认为自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税务检查对过去三年以及受此分析影响的全部房产进行了补征。规则是存在的，我并不否认；但它的逻辑在我看来极其矛盾。如果一位业主没有欺诈、没有隐性回报，自愿少赚一些以维持可负担的租金，为什么国家要在税收上替他“重建”一笔他从未收到过的收入？一边谴责租金上涨，一边对自愿把租金定得远低于市场的房东加税，这一体系最终打击的恰恰是它声称希望看到的行为。而这类矛盾，同样让人想要离开。（关于该税收规则的来源：BOFiP，BOI-RFPI-BASE-10-10，第三部分，“低价租赁与异常租赁”，第 430 段； https://bofip.impots.gouv.fr/bofip/5809-PGP.html/identifiant=BOI-RFPI-BASE-10-10-20140214 ；另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1986年6月23日，第 48466 号。）
当纳税人感到自己被追捕，而国家却难以约束自己时
除了金额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更私人的感受：公民觉得国家是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当我看到税务机关为发现申报中的异常能调动多少手段时，我不禁会把这种技术效率，与我在以下事情上感受到的迟缓相比较：简化某项程序、取消一项已经无用的程序，或者以同样的执着去查找那些已无法证明其效益的公共开支。问题不在于解除反欺诈的武装，而在于希望行政机关对自己也提出与对纳税人同样的现代化、精确性和结果要求。
例如，DGFiP 的“创新地产”（Foncier innovant）系统，把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法国国家地理和森林信息研究所（IGN）公开的航拍图像，主要用于发现某些可能未申报的建筑或泳池。DGFiP 表示，在发出催告或征税之前，每一项异常都会由工作人员系统地逐一核实。（来源：公共财政总局，资料《什么是“创新地产”项目？》；DGFiP 官方文件： https://www.impots.gouv.fr/sites/default/files/media/2_actu/home/2022/dp_foncier_innovant.pdf。）2025年，DGFiP 各部门结案的涉及专业人士的案件中有 52%、涉及个人的案件中有 54% 以上，是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选定的。经济部还表示，这些技术当年帮助追回了 28 亿欧元。（来源：经济与财政部，《打击欺诈：2025年税务稽查更加高效》，2026年4月7日；2025年税务稽查官方总结： https://www.economie.gouv.fr/actualites/lutte-contre-la-fraude-un-controle-fiscal-toujours-plus-efficace-en-2025.)
我并不责怪国家打击欺诈。逃税者把自己拒绝承担的负担转嫁给诚实的纳税人；一边要求更多的税收公平，一边又要求行政机关对作弊者视而不见，那是荒谬的。但我想非常清楚地说出这种不对称可能引发的感受：久而久之，那些工作、投资、拥有财产、出租房屋和创业的公民，可能会觉得自己像老鼠一样被追赶、像老鼠一样被围捕，只为了在他财产的最后一个角落里，搜出行政机关可能缺少的每一欧元。这是一种政治判断和感受，而不是对税务稽查的法律描述，但这种感受确实存在，对它一笑置之是危险的。
于是我的问题极其简单：针对公共浪费的“创新地产”在哪里？以同样的细致去查找每一项过时的程序、每一处行政重复、每一笔已无法证明其用处的补贴、每一个预算失控的公共软件项目、每一栋利用不足的建筑、每一个已失去存在理由的机构，或每一个实际效益已与其成本不相称的项目的人工智能，在哪里？为什么国家在查找我财产中的异常时显得如此现代化，而在查找它自身的异常时却犹豫得多？最终侵蚀信任的，与其说是稽查本身的存在，不如说是这种不对称。
面对规章的层层堆积，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在2023年6月一份关于“规范节制”的报告中，参议院提到了 4400 万字的规范文本，并谴责规章的泛滥使企业越来越难以掌握这些规范。报告还强调，就连确切的存量本身也很难完整计量。（来源：参议院，情况报告《以规范节制增强企业竞争力》，2023年6月；参议院官方摘要。）一项规范并不仅仅因为存在就是坏的：电气规范可以防止火灾，卫生法规可以拯救生命，环境标准可以防止不可逆转的破坏，城市规划规则可以避免混乱。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规范”与“自由”之间的对立。问题在于它们的累积、复杂性、不稳定性、是否相称，以及一个通情达理的公民能否真正知道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然而，我们依然奉行“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而全部适用规则的总量，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读完、掌握和记住。因此，创业已不再只是了解自己的行业、客户或市场：还必须学会在一个规章的世界里开辟道路，而要完全掌握这个世界，几乎需要同时成为法学家、税务专家、城市规划师、会计、环境专家和行政专家。这并不是要求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这只是提醒：一条难以理解、反复变化或不相称的规则，最终可能产生与它本应建立的秩序恰恰相反的结果。
然后，我倾听我的同胞们。我听到他们的抱怨、他们的愤怒，有时还有他们的绝望，尤其是当一些人打电话给 RMC 电台《大嘴巴》（Les Grandes Gueules）之类的节目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时。在这些声音中交织着：有的法国人说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正在考虑出走；有的劳动者无奈地坦言，今后只打算干几个小时的“黑工”，因为他们觉得多挣的每一欧元都有一部分会溜走；有的小个体户感到灰心，想把一些零星的活计不申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更多是在为养活这个体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些家庭感到疲惫，仅仅是油价就足以让他们减少出行、外出或度假。我还听到一种本应让我们担忧的说法正在出现：有人说自己不得不“潜水”，隐瞒一点小生意、一次买卖、帮人干的一点活或挣到的几欧元，荒谬地觉得自己必须像经济上的“黑户”一样行事。然而，这些人既不是毒贩，也不是黑帮成员，有时就是我们的邻居、手艺人、工薪阶层、退休者、小个体户，或者只是想在月底多喘口气、多几十或几百欧元的家庭。
当加满一箱油也成了税收问题
在这里，燃油值得我们停下来看看数字，因为它已经成为这种愤懑最直接的象征之一。能源与气候总局在2026年8月21日的周报中显示，全国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 223.12 欧分，即 2.2312 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 159.67 欧分：一年上涨 39.7%。在我写作此文时，由加油站提供、每十分钟更新一次的官方油价数据流证实，价格普遍维持在 2.20 欧元以上。对于住得离工作地点很远的人、手艺人、销售人员、上门护理的护士或农村家庭来说，这并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每次加油都要多花几十欧元。（来源：生态转型部，DGEC，《石油产品报价、价格与利润》，周报 NPG-2026.08.21，2026年8月21日数据：2026年8月21日的 PDF：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NPG-2026.08.21.pdf ；石油产品价格官方页面： https://www.ecologie.gouv.fr/politiques-publiques/prix-produits-petroliers；DGCCRF 实时油价官方数据集： https://www.data.gouv.fr/datasets/prix-des-carburants-en-france-flux-instantane-v2-amelioree.)
正是在这里，措辞必须准确。在每升 2.2312 欧元的价格下，说国家已经从每升柴油中征收“超过一欧元的税”是不对的。准确的数字几乎同样惊人：同一份官方文件显示，不含任何税的价格为 125.18 欧分，含税价格为 223.12 欧分。因此，每升的税费差额为 97.94 欧分，接近一欧元，约占最终价格的 44%。加满 50 升的一箱油，按算术计算，税费近 49 欧元。2026年，大多数本土地区 B7 柴油的普通消费税为每升 60.75 欧分，此外还要加上 20% 的标准增值税，它同样计入最终价格的形成。（来源：DGEC，上述不含税和含税价格；海关总署，截至2026年8月1日适用于能源产品的税费： https://www.douane.gouv.fr/la-douane/informations/bulletins-officiels-des-douanes/bod/7659；生态转型部，《2026年能源税收指南》：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uide%202026%20sur%20fiscalit%C3%A9%20des%20%C3%A9nergies%202026.pdf.)
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一个方便的托词：它的封锁和中东冲突确实引发了一场重大石油冲击。财政部国库总局指出，全球约 20% 的石油产量经由这条通道运输，冲突爆发后，布伦特油价在3月上涨了 40% 以上。假装是贝尔西制造了这场全球性上涨，在思想上是不诚实的。但反过来说也同样具有误导性：霍尔木兹解释了石油价格的冲击；它并没有强迫法国在这一冲击传导到加油站时，原封不动地保持全部税收。在欧盟法律的限度内，税收确实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杠杆，而政府作出了不普遍下调税收的政治选择。（来源：国库总局，2026年7月17日： https://www.tresor.economie.gouv.fr/Articles/2026/07/17/flash-conjoncture-pays-avances-conflit-au-proche-et-moyen-orient-un-choc-energetique-davantage-petrolier-et-mondialise-qu-en-2022.)
政府也并不掩饰自己的取舍。在2026年7月7日于国民议会公布的一份答复中，政府解释说，普遍下调燃油增值税将耗资数十亿欧元，而且更多地惠及消耗燃油更多的富裕家庭；因此它更倾向于有针对性的补贴和能源使用的电气化。这一预算和再分配方面的理由是可以辩护的。但我也有权在其中看到我从本文开头就一直在描述的问题：当公共财政紧张到国家认为无法放弃数十亿收入的地步，即便数百万人正承受着每升超过 2.20 欧元的柴油价格，公共权力对税收收入的依赖本身也就成了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在一个债务超过 35000 亿欧元、年度赤字仍高于 1500 亿欧元的国家，我理解贝尔西拼命寻找收入；但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公民总是被要求把向他索取的那一份视为无可争辩，然后在跟不上时减少出行、假期或经营活动。（来源：国民议会，第 15193 号书面质询，政府2026年7月7日的答复： https://www.assemblee-nationale.fr/dyn/17/questions/QANR5L17QE15193.)
在我看来，最恰当的说法是：霍尔木兹海峡解释了油价飙升的主要部分；而不通过税收大幅缓冲这一飙升的决定，则属于法国的政治选择。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要为每升 2.23 欧元的油价负全部责任。这意味着国家手中有一个杠杆，它清楚其预算成本，并选择了不普遍使用它。对于一个放弃周末出游、放弃探望亲人、放弃几百公里假期行程的家庭，或者一个因为油费太高而拒绝一单业务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一经济上的细微区别依然准确；但它并不能让加油变得更容易负担。
倾听这种愤怒并不等于为欺诈开脱。隐瞒雇佣、隐瞒收入或故意不缴纳依法应缴的社保费仍然是违法行为，而它们逃避的负担有一部分会落到遵守规则的人身上。但如果只给出这种法律上的回答，那将是另一种完全不理解问题的方式。当公民不再思考如何公平地为这个体系作贡献，而是思考如何逃避它、减少自己的痕迹、少做些“正式”的工作、少消费或离开这个国家时，问题就超出了个人欺诈的总和：它触及的是“同意”本身。一个民主国家不能长期只靠对稽查的恐惧来维系；它需要一个足够广泛的多数仍然认为规则是正当的。
当普通公民开始自然而然地用地下活动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在本国如何在经济上求生时，也许是时候不仅追问如何更好地监管他，还要追问他为什么会走到想要躲藏的地步了。
CAMPING LA RESSOURCE：我想传授知识，却学会了编制申请材料
CAMPING LA RESSOURCE 本应是我对自己所提批评的具体回应。疫情之后，在2021年，一个想法逐渐清晰：建立一个地方，在那里，自主不再是书本或视频里介绍的概念，而是可以触摸、观察和复制的现实——自己生产一部分电力，更好地掌控能源，收集雨水，种植作物，实践朴门永续农业，减少垃圾，了解其他的建造方式，降低对外部基础设施的依赖。在大约三公顷的土地上，这个“活的展示厅”本应成为一座露天实验室，不是为了承诺自给自足，而是为了让家庭重新掌握自己最基本生活需要的一部分。我在2026年1月12日发表的文章《法国与它的企业家作对》中详细介绍了这个项目、它的历史和遇到的障碍：请查阅项目的公开资料： https://www.delta-sierra.com/articles/france-contre-entrepreneurs.html.
这个项目建立在一个简单的理念之上：传授有用的知识，让每个人离开时都能带走一些真正能在自己家中应用的东西。我并不指望国家替我建造露营地、保证它成功，或保护我免受一切创业风险。投资、自建、寻找合作伙伴、承担风险、让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后来，这股干劲撞上了一堵我逐渐体会到的墙，它由规章、税收、程序和许可构成：各机构之间相互推诿、环境审查、数十份文件、接连不断的许可、银行融资困难，然后连协会的方案也因税务机关对其公共利益性质的分析而被叫停。我在同一份公开资料中记述了这些手续和障碍。
这段经历也迫使我修正了自己的数字。最初对开发税的一些估算，曾让我以为金额会超过 10 万欧元。之后公布的一份详细计算，基于修订后的布局和分期方案，得出在项目真正开始之前预计要缴纳的税费超过 33000 欧元，其中在所述方案下约 30000 欧元为开发税——这时连第一块石头都还没垒……最新的数字不如最初的估算那么惊人；但它更精确、更站得住脚，这就是我采用它的原因。详细计算和分期方案可在同一份资料中查阅： https://www.delta-sierra.com/articles/france-contre-entrepreneurs.html.
在迎来第一位客人、收到第一欧元之前就要支付三万多欧元，并不会仅仅因为最初的估算更高就变得无足轻重。对一个大集团来说，这样一笔钱也许只是预算中的一行；但对于一个试图逐步建设一个与众不同项目的普通人来说，它是一道非常现实的门槛，而且在开始运营之前，还要加上研究、建筑师、设备、许可、环境要求、图纸、场地配套以及其他所有必需的开支。于是我不得不考虑分阶段推进，甚至要反复办理手续、修改许可，才能逐步用自有资金完成本可以整体规划的项目。这就是我这段经历的全部讽刺：我想建一个以自主为主题的露营地，却成了行政依赖方面的专家；我想建造房屋，却学会了编制申请材料。
我曾希望财产让我自由；如今它也成了我的枷锁
“不满意就走”这句轻飘飘的话，忽视了当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建立了整个经济生活之后，离开究竟意味着什么。二十岁时，带着一个行李箱、几件衣服、没多少财产也没多少牵挂，换个国家生活有时几周之内就能决定。而当你有住房、土地、贷款、合同、生意和各种计划时，同样的决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生活已经装不进汽车后备箱，离开也不再只是买一张票那么简单。
我把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积累房产，因为我想上进、改变社会阶层、不想永远依赖一份工资，想建立一种没有人会白白给我的经济自由。我省吃俭用、承担风险、努力工作和投资，指望有一天这些财产能让我有更多选择人生的可能。而这正是我经历中最痛苦的讽刺之一：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自己投资的奴隶。本应给我自由的东西，也成了离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明天决定迅速卖掉某些房产，视具体情况，可能就要缴纳增值税（资本利得税）。对于适用普通制度、须纳税的房产增值，持有满 22 年可完全免除所得税，持有满 30 年才可完全免除社会附加税。税务机关还指出，在须纳税的情况下，在适用减免和可能的豁免之前，增值原则上要按 19% 的所得税税率和 17.2% 的社会附加税税率纳税。（来源：impots.gouv.fr： https://impots.gouv.fr/，房产增值适用规则及按持有年限的减免；关于增值的官方规则： https://www.impots.gouv.fr/particulier/questions/je-vends-mon-bien-immobilier-vais-je-payer-de-la-plus-value-immobiliere.)
按照我自己的购置时间表，要等到某些投资的这类税负完全消失，大约要等到我七十岁左右。换句话说，我积累财产是为了获得更多自由，却发现这些财产也可能阻止我迅速离开，除非我在途中放弃几十年努力成果的一部分。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在法律上不公平；我只是说，它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时梦想离开的人最终还是留在原地。枷锁并不总是手铐的模样。它可以是一笔贷款、一套公寓、一块地、一家企业、孩子、年迈的父母，或者仅仅是在某个地方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生。
即便辛劳一生，国家仍在等着遗产
除了离开之难，我的家里还有一种更无声的断裂：遗产。我的父母工作了一辈子，缴纳了所得税、社保费、消费税以及伴随在法国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征收。他们的财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几十年劳动、储蓄、选择、放弃和经营的结果。他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与其继续省吃俭用，把一笔资本保存到去世，而其中一部分在传承时可能被征走，不如趁在世时卖掉，支配自己的钱，在还能享受的时候按自己的意愿使用。这是他们的钱、他们的人生、他们最后的岁月；我深深理解这个决定。
这条规则值得冷静地看一看，因为它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无需夸张。在直系亲属之间，每个子女从父母中每一方继承的财产原则上享有 10 万欧元的免税额。超过部分适用 5% 至 45% 的累进税率；因此，达到最高一档税率并不意味着全部遗产都按 45% 征税。尚存配偶以及以 PACS（法国民事伴侣关系）结合的伴侣则免缴遗产税。（来源：公共财政总局，《申报遗产》，impots.gouv.fr： https://impots.gouv.fr/ ；BOFiP，直系亲属 10 万欧元免税额，bofip.impots.gouv.fr： https://bofip.impots.gouv.fr/.)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其分量。如果一个子女从父母一方那里继承 30 万欧元的净遗产份额，此前没有赠与减少可用的免税额，也不适用任何特殊豁免制度，那么 10 万欧元的免税额会把应税基数降至 20 万欧元。按照直系亲属累进税率表计算，应缴税款约为 38194 欧元：第一档 5% 税率部分 403.60 欧元，10% 税率部分 403.70 欧元，15% 税率部分 573.45 欧元，其余按 20% 计税的部分 36813.60 欧元，合计 38194.35 欧元，约合 38194 欧元。正是在这里，许多家庭产生了“最后再付一次钱”的感觉：这次传承发生在一生之后，而在这一生中，收入、消费、储蓄和财产都已承受过多重征收。这个教学案例并不打算还原一次真实的继承，真实的继承取决于财产构成、此前的赠与、继承人、豁免以及许多其他因素。
当然，传承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提前安排。父母每一方可以利用直系亲属免税额，向每个子女赠与最多 10 万欧元而无需缴纳赠与税，该免税额每十五年可重新使用一次；因此，一对夫妇根据自身情况以及此前对这些免税额的使用情况，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向每个子女传承最多 20 万欧元。自2026年1月1日起，相关的手头赠与原则上必须在线申报，即使不产生税款也是如此。（来源：公共财政总局，《我可以免税赠与子女、孙子女什么？》，2026年7月13日更新，impots.gouv.fr： https://impots.gouv.fr/ ；《个人之间的赠与：2026年1月1日起只改变申报方式》，impots.gouv.fr： https://impots.gouv.fr/.)
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生前出售财产并不会使遗产消失。如果我的父母卖掉一处房产，而去世当天这笔售房款仍在他们的账户上，这些现金就属于他们的财产，必须计入遗产。因此，他们的决定并不是以为卖掉房子就能让这笔钱逃避任何传承；而是不再为了把一笔自己带不走的资本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省吃俭用，并在生前依法按照自己的选择使用劳动成果。（来源：遗产评估与申报的一般规则，公共财政总局，impots.gouv.fr： https://impots.gouv.fr/.)
坦白说，我怎么能责怪他们这样想呢？几十年来，这一代人听到的是：要工作，要储蓄，要买房，要为退休做准备，要积累财产，可能的话还要给孩子留点什么。然后人生走到了最后阶段，他们却发现，超出法律规定的免税额之后，连传承本身都还要征税。从法律上说，遗产税不是“盗窃”：它由法律规定，针对的是财产的转移。但在道德和心理上，我的父母最终把它体验为对一生劳动成果的最后一次征收，仿佛在几十年的纳税、储蓄和放弃之后，国家还守在家庭传承的门槛上等着。法律定性依然清楚；但它并不能消除这种在他们眼中已经“多余”的征收感。
所以我理解他们今天会对自己说：“这些钱是我们辛苦挣来的，我们为了挣到它、守住它而省吃俭用，我们一辈子都缴纳了法律要求的一切；现在我们还活着，我们想按自己的意愿来使用它。”这不是欺诈，也不是隐瞒：这是依法行使在生前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当一个长期以“传承”为思考方式的家庭最终换了一种想法时，这其中甚至有某种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东西：不再只是“我们会留下什么？”，而是“为什么今天还要继续省吃俭用，去为明天保存一笔我们再也享用不到、而且一部分还可能在传承时被征走的资本？”到了这一步，问题已不只是某项税的税率。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恶化到了连家庭的财产行为都发生改变的地步。
我的父母走了
还有一件事，在我看来远比我的税、我的公寓、我的项目或我的政治分歧重要得多。那就是我的父母。我年迈的父母，我爱他们，他们看着我长大，教育我、保护我、陪伴我，他们努力工作，尽其所能让我受到教育、让我的青春快乐、让我得以成长。我父亲今年 89 岁，母亲 82 岁。这两个人承载着我绝大部分的回忆，他们作出了一个我过去很难想象的决定：他们决定离开自己的国家。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他们已经不在法国本土了。
我大概是最为这次离开感到遗憾的人，同时也是最理解它的人。我父亲并不是一个一辈子背对法国或国家的人。恰恰相反。他曾是一名海关督察。他在职业生涯中为法国行政机关服务，在内部逐级晋升，经历了二十多次调动，始终努力在工作中做到模范，多次在职业上表现突出，获得过各种表彰，甚至得到过一些部长的感谢——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部长一无所知，他们的名字早已归入档案。他属于这样一代人：对他们来说，为国家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没有什么英雄色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种对责任的理解。他的哥哥也是如此，他曾在印度支那作战并立功，后来在阿尔及利亚阵亡；那场战争的政治抉择与结局，在我家里留下了一道从未完全愈合的伤口。而恰恰是这个人，我的父亲，在法国生活了一辈子、为国家服务、为法国行政机关服务之后，在 89 岁时作出了移居国外、离开法国、到别处生活的决定。
到了 89 岁，离开已经不再带有冒险的色彩。在二十或二十五岁时，换一个国家可能是一种憧憬：学一门语言，发现一个世界，开创事业，把不确定变成动力。到了 89 岁，离开意味着放弃一生的习惯，重新建立坐标，学习新的应对方式，适应另一种环境，远离一部分熟悉的事物——而这恰恰是一个人有理由希望一切都变得更简单的年纪。我母亲陪着他。她 82 岁。他们在法国生活了一辈子，在这里工作、缴纳社保、纳税、抚养孩子、爱过、老去，积累了几十年的回忆，然后一起离开。
我绝不会把我的父母变成全国统计数字。他们的离开本身并不能解释旅居国外的约 250 万法国人，也不能让人了解这些人的动机。但当一位为国家服务了一辈子的 89 岁老人决定宁愿到别处度过晚年时，“国土吸引力”之类的技术官僚用语就突然变得具体得多。这不再是报告里的一条曲线，也不是国际税收比较：这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我爱的两个人，我知道这个决定在人性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所以，在指责一个选择离开的法国人怯懦、忘恩负义、自私或缺乏爱国心之前，也许应该先问他一个简单得多、也更有人情味的问题：你经历了什么，你遇到了什么，你期待过什么，你希望过什么，才最终认为自己在别处会过得更好？他的回答也许不能说服你。换作是你，也许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但至少你在评判之前试着去理解了。
一个让我常常回头张望的国家
安全是我与这个国家关系中的另一道裂痕。要理解是什么在滋长这种感受，只看逐年变化是不够的：+4%、+5% 或 +8%，只要不看长期轨迹，就可能显得近乎抽象。从2005年5月到2006年4月的十二个月里，内政部统计了 421095 起故意伤害人身的案件。近二十年后，政府向参议院表示，2024年警察和宪兵记录了 818233 起故意伤害人身案件。因此，在这两张行政快照中，记录在案的数量从约 42.1 万起增至 81.8 万多起，按算术计算增幅约为 94%。（来源：内政部，《2002年以来的治安变化》，2006年6月8日：官方档案： https://www.interieur.gouv.fr/fr/Archives/Archives-ministres-de-l-Interieur/Archives-de-Nicolas-Sarkozy-2005-2007/Interventions/08.06.2006-Evolutions-en-matiere-de-securite-depuis-2002；政府就不安全与犯罪问题答复参议院，2024年数据：参议院： https://www.senat.fr/questions/base/2025/qSEQ250102890.html.)
但我拒绝写“暴力在二十年里翻了一番”，仿佛这两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证明所有侵害行为的真实变化。内政部自己也提醒，来自“4001 表”的旧有刑事案件序列在长期内并不完全可靠，法律定性、登记做法、受害者接待方式以及报案意愿的变化，都使二十年的比较变得复杂。这一保留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尤为重要，因为随着人们越来越敢于发声以及受害者得到更好的帮助，这类案件的登记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我宁愿准确地说出数据所能说明的：安全部门记录的暴力案件数量已经换了一个量级，但部分增长也是因为过去被隐瞒、未报案或以其他方式编码的案件，如今更多地进入了统计。（来源：内政部就故意殴打和伤害的长期序列答复国民议会，2025年6月3日公布：国民议会： https://questions.assemblee-nationale.fr/q17/17-1411QE.htm.)
即便放弃二十年的比较，只看2016年以来经过更新和可靠化处理的数据序列，信号依然显著。在谋杀未遂方面，2024年的第一份统计快照显示有 4305 名受害者，而2016年为 2259 名，几乎翻了一番；2025年的统计又显示该指标再次逐年上升。内政部统计局（SSMSI）2025年的最终统计同时指出，自2016年以来，记录在案的身体暴力年均增长约 8%；性暴力年均增长 11%，强奸和强奸未遂年均增长 15%。2025年，安全部门记录了 473000 名身体暴力受害者和 132300 名性暴力受害者。而杀人案件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激增：2025年统计到 975 名受害者，与2024年持平。需要说明的是：2024年“故意伤害人身”这一行政汇总中的 818233 起“案件”，与2025年记录的 473000 名身体暴力“受害者”，并不是同一序列中可以直接比较的两个数值。它们依据的统计单位和范围不同。正因如此，我既不想淡化，也不想夸大：并非所有指标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但在这十年中，多种记录在案的暴力形式的增长，远非某一年几个百分点所能相比。（来源：SSMSI，《2024年的不安全与犯罪：初步快照》，2016—2024年谋杀未遂序列；SSMSI，《2025年的不安全与犯罪：统计总结》，2026年7月9日：内政部： https://www.interieur.gouv.fr/actualites/communiques-de-presse/insecurite-et-delinquance-en-2025-bilan-statistique-et-atlas-departemental.)
但我对暴力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只读过统计数字的评论员的认识。我曾在奥弗涅当过保安，后来当过班组长，在执勤时两次遭到袭击，伤势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前后共做了两次手术，其中一次是整形手术，至今仍留有后遗症。在工作中，我也认识一些再也没能回家的保安，他们尤其是在执勤时遭到持刀袭击而丧命的。尽管经验丰富，但在某些大城市、某些时段，我仍常常回头张望，贴着墙走，本能地观察人群、双手、出口和距离。这并不证明每个法国人都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只是一个人在亲身体会过遭受袭击意味着什么之后，可能保留下来的本能反应。
因此，我拒绝两种对称的宣传：一种声称整个法国已经变得无法居住，另一种则解释说，任何表达不安全感的公民都只是在想象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全国平均数永远无法抹去一个受害者的个人经历，正如一个人的个人经历本身也无法概括整个国家的状况。我们应当能够同时坚持这两种真相。
那些甘愿为国家冒一切风险的人
尽管有这么多愤怒，仍有一个法国让我怀有无限感激。我想到军人、警察、宪兵、消防员、医护人员、保安，以及所有那些职业有时简直就是在人的本能是远离危险时却迎着危险而上的人。我也想到在 DGSI、DGSE、DRM 以及所有守护我们安全的部门中默默工作的男男女女。公众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大部分成功，恰恰因为他们的成功往往在于阻止了一件因为他们而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自由地谈论政治，批评我们的机构，在社交网络上争吵，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正在监视恐怖网络、干涉行动、军事威胁或敌对利益，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永远一无所知。
我尤其想到一段令我深受触动的证词。在2026年7月播出的一期以法国特种部队为主题的 LEGEND 节目中，第10特种空降突击队（CPA 10）军官、纪实作品《敞开心扉》（À cœur ouvert）的作者夏尔·达泽拉（Charles d’Azérat）讲述了一名已多次负伤的军人的故事。在访谈进行到大约两小时零六分时，他说这个人曾三次为国负伤，第三次负伤时差点丧命，而当时他的妻子正怀着孕。根据这一讲述，在当时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向他提供了 514000 欧元，而他的薪水估计约为每月 2500 欧元。然而，据说他选择保留继续服役的可能，最终重返战场。我当然无法查看这个人的保险合同：因此，相关金额、情况以及后来的选择，都只是这份公开证词中所讲述的内容，仅此而已。（来源：LEGEND，《法国特种部队：解救 150 名人质，三大任务首度公开的讲述》，2026年7月1日，时长 2 小时 16 分；Apple Podcasts 上的视频节目，约在 2 小时 06 分处。）
我们只需算一算这些金额意味着什么。514000 欧元 ÷ 2500 欧元 = 205.6 个月的工资，再用 205.6 ÷ 12 ≈ 17.13 年。按照证词中提到的薪水，这笔钱相当于十七年多的月工资，还没有计入通货膨胀、未来晋升、税收或其他薪酬因素。而据这份证词，这个人回答说：“为国而战的荣誉，是不会拒绝的。”
一个人在三次负伤、险些丧命、还要养家之后选择了 514000 欧元，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谴责他？没有人有这个资格。这个人为法国付出的，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绝大多数人。正因如此，相反的决定——如果事情真如所述——在我看来是非凡的。在一个我们计较每一次加薪、每一笔房贷月供、每一个养老金积分和每一欧元财产的世界里，竟有这样一个人，认为能够重返岗位为国效力，比相当于十七年多所述薪水的钱更有价值。
这个故事之所以更让我心潮难平，是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个艰难的问题：当一名军人愿意为法国冒生命危险，而他和任何公民一样，可能私下并不认同治理他所保卫的这个国家的人所作出的某些经济、工业、外交或社会决定时，他心里是什么感受？制度层面的回答当然必须绝对清楚：用武器解决政治分歧不是士兵的事。《国防法典》承认军人享有政治观点自由，同时以其身份所要求的克制义务来规范其表达。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为三军统帅，并规定政府决定和执行国家政策，支配武装力量。军事力量服从合法的文职权力，是民主制度的基本保障之一。（来源：《国防法典》第 L. 4121-2 条；1958年10月4日宪法第15条和第20条，Légifrance。）
但正因为军人必须服从民主合法的权力，这一权力的责任就更加重大。当那些决定他们去哪里服役的人，可能让一部分民众感觉，他们并没有以同样的决心去保护我们的工业、主权、技术、经济独立、公共财政或民族凝聚力时，又怎能要求一些法国人接受最高的牺牲？保卫法国有时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勇气；而治理法国，在另一个层面上，应当承担起与可能向为国效力者提出的要求之重相称的道德和政治责任。
对于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一个负责监视国家所面临威胁的专业人员，当他个人认为某些公共政策正在削弱这个国家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一名分析员恰好在他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工业能力消失之时，发现了一次经济干涉行动，他的脑海中会闪过什么念头？他的个人观点不能变成秘密的政治行动，幸好如此。情报人员服务于共和国家；他不会成为它的裁判。在作为公民的生活中，他所拥有的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在其身份所限定的范围内思考、投票和表达。为国家服务，也许恰恰意味着能够把超越历届政府的法国，与暂时管理它的人区分开来。对这些男男女女，对在执行任务的军人，以及所有在身体或心灵上带着我们永远看不到的伤痕的人，我始终怀着深切而真诚的感激。
致那些先我们而倒下的人
还有那些再也不会投票的人。我想到那些在战场上献出生命的人，我拒绝在政治上利用他们，声称他们如果活在今天都会赞同我的观点。那是可耻的。他们死于不同的政权之下、不同的战争之中、为了不同的事业——有些为历史所颂扬，有些则在今天受到更严厉的评判。但无论历史或政治上有怎样的争论，个人的牺牲依然存在：在教科书上印着的每一个日期背后，总有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个人往往非常年轻。他有母亲，有时有妻子或未婚妻，也许有孩子，也许口袋里装着一封信，肯定有自己的计划，而且很可能非常渴望活下去。然而，他为了一面旗帜、为了一支部队、为了战友、为了对法国的某种理念而死，因为他在执行收到的命令，或者仅仅因为在周围的一切都在崩塌的时刻，他拒绝抛下在他身边战斗的人。我想到1870年、1914—1918年、1939—1945年的死者，想到抵抗运动战士、自由法国战士，想到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黎巴嫩、阿富汗、萨赫勒以及许多次行动中作战的人——我们大多数同胞有时甚至已经不知道那些行动的名字。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几乎令人难以承受的念头：如果他们今天能看到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个国家，他们会怎么看我们？我不知道他们的答案，我尤其没有权利代表他们说话。他们中有些人对法国的看法很可能与我截然相反。但我们至少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们集体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是否配得上前人付出的代价。尊重逝者，并不是把他们人为地拉进我们当下的斗争；也许首先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有时是用生命换来的。
我们这些选民：真的无辜吗？
于是剩下了最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自己。我们总是指责“政客”，有时就忘了民主也赋予了我们一部分主权，因而也赋予了我们一部分责任。人们常听到一句刺耳的话：平民有什么样的领袖，是他们应得的。我在这里使用“平民”一词，并不是要贬低任何人，而是要找回这句话所包含的追问的力度。如果人民在选择时是主权者，那么他们之后能否宣称自己与这些选择的后果毫无关系？
在这方面，政治科学研究中心（CEVIPOF）2026年2月发布的政治信任晴雨表提供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在法国受访者中，82% 仍然认为民主是一种好的政府体制，而只有 20% 信任国民议会，15% 信任政党。同一项研究显示，76% 的人认为政界人士“比较腐败”。这 76% 衡量的是对腐败的感知，绝不代表被判定犯有腐败罪的民选官员的比例。（来源：CEVIPOF，巴黎政治学院，政治信任晴雨表，第17轮，2026年2月；请查阅 CEVIPOF 分析。）
同一调查还显示，43% 的受访者认为在民主制度下什么事都推进不了，应当少一点民主、多一点效率；36% 赞成由一个无需顾及议会和选举的强人来领导；20% 支持由军队治理国家。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法国明天早上就会滑向威权政体。但它们表明，相当一部分民众开始把民主与效率对立起来，而这恰恰应当让那些希望维护民主的人感到担忧。（来源：CEVIPOF，同一份2026年晴雨表；完整文件。）
这正是我的书《民主的局限》的核心。我在书中阐述了两个简单的概念：“过滤器”，即一个政体选拔出足以胜任治理的领导人并把他们推上权力位置的能力；以及“开关”，即在他们失败时和平地撤换他们的能力。这本书并不是呼吁废除民主；相反，它追问的是，当一个民主体制本身可能长期作出削弱国家的选择时，该如何维护民主。对于希望继续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我在 Delta-Sierra 上发表了这本书的详细介绍： https://www.delta-sierra.com/livres/limites-democratie.html。我在其中尤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它浓缩了我们所面临的部分眩晕感：“民主究竟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原则，还是一份自杀契约——只要毁灭是经过投票通过的，人民就应当任由自己被毁灭？”
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少数人应当用武力推翻一个其选择不被他们认同的多数。它只是意味着，一个决定并不会因为获得了更多选票就奇迹般地变得理性。多数可能会犯错，可能更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未来代价，可能一边要求越来越多的开支，一边拒绝为之提供资金所必需的征收；可能一边想减少债务，一边反对每一项触及自身利益的节约。而当我们同时要求更多服务、更少税收、更多再分配、不触及我们自身的节约以及更少债务时，我们就制造了一种完全可以预见的政治激励：今天承诺能让自己当选的东西，把这一承诺的代价推到明天。
利用这种便利的政治人物负有巨大的责任，但奖励这种做法的选民，也并不总能认为自己与由此产生的结果毫无关系。人民主权不能意味着人民在投票的那一刻完全拥有主权，而一旦投票的后果显现，就绝对无辜。这并不是说每个公民都要对每一项公共决定承担个人责任；这只是意味着，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也要求作出选择的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当留下不再是理所当然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选择留下并采取行动。投票、说服、写作、出版、创办协会、提出建议、诉诸机构、必要时上法庭：我曾相信、而且至今仍然相信这些公民途径的力量。我涉足政治生活，正是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便贡献微薄，也可以帮助推动一种理念或改善一项决定。我在那里遇到了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诚实正直、极其投入的人，我拒绝把他们从记忆中抹去。我在那里也见识了更渺小的野心：为了职位而追逐职位，看重任期胜过使命，对对手要求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一旦要用在自己阵营身上，就突然变得无比宽容。
相反，暴力对我来说不是出路。它会摧毁我声称想要拯救的东西。一颗子弹不能减少赤字，一场骚乱不能培养出医生，一场内战不能简化法规，一枚炸弹也不能振兴工业。我所期盼的复兴必须始终是民主的、合宪的、共和的。另一些人选择与这个体系妥协：他们纳税，适应，认为它的优点仍大于缺点，整体契约依然可以接受。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选择和我的选择一样正当。
剩下的，是一个比革命更安静、却在个人层面同样激进的决定：离开。离开，因为人生不能无限延长；因为不想再等二十年，才知道国家是否终于会走上所期盼的方向；因为拒绝暴力，却也不想再把整个人生都耗费在不停对抗一个自己已不再相信的体系上。于是就有了具体的行动：卖掉能卖的，关掉该关的，安排好生活，收拾行李，拥抱所爱的人，然后到别处去寻找在这里已无法建立的东西。我现在深深理解的，正是这个决定——不是因为它是唯一值得尊重的选择，而是因为我终于体会到，是什么能把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推到这一步。
希望也可能成为一座监狱
《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中的一句话，长久以来一直陪伴着我：“希望……是人类幻觉的精髓，既是你们最大力量的源泉，也是你们最大弱点的源泉。”这句话出自2003年上映的这部电影中的“建筑师”之口。（来源：《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华纳兄弟，2003年；Cinelog 引用的法语台词；台词及电影出处： https://cinelog.fr/replique-plus-grand-faiblesse.)
这句话尤其触动我，因为希望在我的人生中确实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正是希望促使我投身政治、写作、投资、构想 CAMPING LA RESSOURCE，并相信以我自己的力量，用我的书、我的文章、我的项目、我的视频和我的投入，可以为某种更宏大的事业添砖加瓦。没有希望，就什么也建不成。如果确信一个项目会失败，就不会为它投入多年时间；如果认为没有人能从中得到任何收获，就不会写下成千上万页文字；如果事先就认定一切改善都不可能，就不会投身其中。
但当希望说服我们不断推迟自己的人生时，它也可能变成一座监狱。我们再等一次选举，再等一届政府，再等一项改革，再等一个新的简化承诺，再等一个“几年后”终将实现平衡的预算，再等一个关于医院、治安或工业的新计划。每一次我们都对自己说，也许这一次会不一样，也许期待已久的变化终于要开始了，而希望给了我们继续等待的力量。然而，在我们等待的同时，有一样东西从未停止：我们的生命。岁月流逝。我们的父母在老去。我们自己也在老去。有些计划变得更加困难，有些可能性正在消失。
我们并没有无限多的十年。所以，如今有一个想法在我看来真实得近乎残酷：“我仍然对法国抱有希望，但我拒绝再把自己的人生搁置下来，等待这一希望实现。”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不再盼望国家复兴；它只是意味着，在某个时刻，一个人可以决定不再把自己余生的安排，绑在一项不知是五年、二十年后还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全国改革之上。
我童年和梦想中的国度，你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我凝视那三种颜色时，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国家机器、一届政府或一个行政机关。我看到的是一段历史，是我的父母，是那些逝去的人，是我走过的群山，是我修复过的房屋，是我努力积累的财产，是我仍然梦想建成的露营地，是一生的回忆。但我也看到一个国家，当它向我解释下一笔开支将修复以往开支没能解决的问题时，我越来越难以本能地信任它。我看到一个税务机关能够用人工智能去发现我财产中的异常，而公共债务却超过了 35000 亿欧元。我看到一个我们投入数千亿欧元的医疗体系，有时却被告知要等好几个月才能看上专科医生。我看到一个连参议院自己都以数千万字来计量的规范体系。我看到益普索调查中大多数高学历毕业生都在考虑到国外工作。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的父母收拾好了行李。
但我拒绝说法国注定没救了。它依然拥有非凡的工程师、研究人员、科学家、工人、手艺人、企业家、农民、军人、警察、宪兵、医护人员、充满热情的教师，以及以令人钦佩的公共服务精神履行职责的公务员。我们的国家既不缺智慧，也不缺勇气和人力资源。在我看来，它太常缺少的，是一种持久的能力：选择、确定优先次序、作出取舍、简化、惩处失败，并接受一个本来很基本的真理——真正的改革必然会让某些人失去某些东西。只要我们只想改革与邻居有关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进行任何足够深刻的改革。
我既不梦想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度，也不梦想一个没有团结互助的社会，更不梦想一个不收税的法国。相反，我希望重新拥有一个在其力量不可替代之处强大的国家，一种足够坚实的团结——既能接住被生活击倒的人，又不会耗尽为之出资的人——以及一种让纳税人能够理解其必要性、而不觉得只有自己需要交代的税收。至于民主，我不想削弱它：我希望我们终于对它有足够的信心，能清醒地正视它自身的弱点，以免它的失败给他人提供借口，提出糟糕得多的方案。
最后，有一个请求在我看来几乎是最基本的：别再一味指责那些离开的人。他们的离开并不意味着他们比留下的人更不爱法国。有些人只是不再相信自己还能在这里建立想要的生活；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剩下的时间太宝贵，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一个被寄予希望却总是被推迟的改善。我自己的父母已经走了。我深感遗憾，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爱他们，因为任何经济或政治上的道理都无法让距离变得更好受。但我同样深深地理解他们。
也许，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可怕的信号并不是某个法国人有一天决定离开。真正的警报响起的时刻，是对国家的爱已经不足以留住一个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留下的理由、并努力劝说别人不要放弃的人；是人们问旅居国外者的问题，不再是“你们为什么离开？”，而变成了：“你们是怎么做到离开的？”
我愿意相信，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成为数百万其他法国人的问题。但要避免这一点，就必须放弃那种总想改革一切与己无关之事的老习惯。权力必须为其决定负责；选民必须直面自己所奖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一个体系的合法受益者不能忘记为其提供资金所需的资源；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某项节约有一天可能会触及自身利益，而一项额外的服务总是有代价的。最后，拯救民主需要对它有足够的信心，敢于审视它的弱点，而不把这种清醒误认为是对其原则的攻击。
也许我还必须承认一件更难的事。从第一行起，我就一直努力把法国与法国这个国家机器区分开来，把我的祖国与它的执政者区分开来，把民族与贝尔西、税务机关、接连出台的规范和政策区分开来。在理智上，这种区分依然正确：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国家，不能被归结为一届政府、一个行政机关、一份预算或一次税务稽查。但随着岁月流逝，这种努力让我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当国家、税务部门和政治决定强行进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安全或我们建设未来的能力时，它们就不再是抽象的东西。在一次次面对我所认为的法国国家机器的种种失灵之后，面对这种对我们劳动果实的掠夺——某些法律使其完全合法，却并不因此在我眼中变得道德上可以接受——有时我真的很难把愤怒只限制在国家机器的边界之内，不让它蔓延到法国本身。也许这才是最让我害怕的：不是不再爱我的国家，而是如今我必须付出越来越大的努力，才能让这份爱不被管理它的人所激起的愤怒所侵蚀。
我的国家，我美丽的国家，路易十四、拿破仑·波拿巴、夏尔·戴高乐的国家，我童年和梦想中的国度：你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依然爱你。正因为我依然爱你，我才会对我认为我们正在把你变成的样子如此深深地愤怒。也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理解了那些在希望过、忍耐过、工作过、付出过、建设过、等待过之后，终有一天离你而去的人。
David Salvan，阿列省库唐苏兹（Coutansouze）
🇫🇷 我们不能做衰落的旁观者。我们应当以民主的方式扭转航向，以免市场或街头替我们去做这件事。
回响
“再见了，我的法国……你已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你，那个尊重价值观、尊重国歌和国旗的国家，那个以身为法国人为荣的国家。再见了，我那充斥着各种非法交易、失业、伊斯兰主义、一夫多妻、宽纵、放任和家庭解体的法国……再见了，我那沦落到紧急状态的法国，我那被解构、与自己交战的法国。然而，我仍愿保持乐观，相信你会奋起。可是，谁来拯救你？”
Éditions du Rocher 出版社为马塞尔·比雅尔（Marcel Bigeard）的《再见了，我的法国》（Adieu ma France，2006年）所写的推介文字。
最后，还有这样一则关于“无能政治”（inaptocratie）的定义，在此作为一句政治格言转录：
无能政治：一种政府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没有能力治理的人，由最没有能力生产的人选出；而社会中其他最不能自立或取得成功的成员，则获得商品和服务作为奖励，而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费用，来自对日益减少的生产者的财富和劳动的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