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只是在对那些梦想明天治理法国的人说话。那样太方便了：将近六千九百万人可以把手指向少数几位负责人，说一句“都是他们的错”，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仿佛民主主权从来不意味着公民自身也承担责任。这些文字首先写给我的法国同胞：右派、左派、中间派和各种激进立场的人；坚定投票的人、勉强投票的人、厌倦而弃权的人；公开称自己为爱国者的人，以及对“爱国”这个词保持距离的人。今天、昨天和明天的执政者当然会在其中看到属于自己的责任，但他们不是唯一的读者。这篇文章首先是一场与法国人的对话，因此也是我与自己的对话。
我想解释一件自己花了很久才真正理解的事：为什么一些法国人想离开，为什么很多想离开的人在物质上根本做不到，以及为什么我现在如此理解那些有条件离开并最终真的走了的人。我不会把所有海外法国人说成一个政治立场一致的群体。人们去国外生活有无数原因：职业、学习、爱情、气候、冒险、工作调动、退休选择，或者只是想看看世界。到2025年12月31日，登记在“海外法国人名册”中的人数为1,784,975人。由于登记并非强制，法国欧洲与外交部估计，实际生活在法国境外的法国人总数约为250万，并明确提醒：这些数据不能精确反映人口流动，也不能说明每一个人的出走动机。
因此，我不会说这250万人是用脚“投票反对法国政策”。那是不准确的。但如果观察高学历群体，信号就更难忽视。Ipsos bva为Fédération Syntec制作的2025年“人才外流”调查估计，每年约有15,000名法国工程师学院和管理学院的年轻毕业生在国外开始职业生涯。在接受调查的bac+5及以上学历在职人员和学生中，57%表示未来三年考虑在法国以外工作，其中21%是认真考虑。相关毕业生出国人数十年间增加23%；70%认为法国正在衰退，74%担忧经济形势，81%担忧政治形势；与此同时，84%的人仍能指出法国生态体系至少一个优势。来源：Ipsos bva/Fédération Syntec，2025年人才外流晴雨表。
我想谈的正是这种矛盾的法国：一个仍然可以被深深爱着、仍然拥有巨大优势、杰出人才和无数生活理由的国家，却让其中一些孩子逐渐认为，国家向他们索取的、允许他们建设的、以及最终能够回报和保障的三者之间，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平衡。这篇文章并非源自对法国的憎恨，更不是希望法国失败。它来自一个更痛苦的地方：爱仍在，但怀疑越来越重。一个人还能否继续生活在自己深爱的国家里，如果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在那里建设想要的人生？
爱法国，不等于给国家开一张空白支票
我爱法国。我爱它的风景、语言、村庄、山脉、乡村、文化遗产，也爱那种开车几小时便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多样性。我喜欢理解前人建设了什么，喜欢研究我们的国王、共和国、帝国、胜利和失败、科学家、探索者、军人、工程师和建设者。我也愿意面对殖民历史，而无需把历史上军事、工业、科学或行政发展的差异变成人与人价值的等级，也无需抹去暴力、支配与不公。爱一个国家的历史，既不要求把它写成金色传奇，也不要求否定它。成年人应当有能力同时看到伟大、错误、牺牲、矛盾和成就。
对我而言，法国尤其不只是“法国国家机器”。民族不等于贝西财政部门，不等于税法，不等于《官方公报》，也不等于当前政府。政府会更替，多数派会变化，法国历史上的政体本身也不断变化。而我们称为法国的历史、文化、情感与人类共同体早于这些机构，我也希望它能够超越这些机构。因此，我拒绝把爱国主义和批评国家运行方式对立起来。恰恰因为对国家怀有更高期待，一个人可以非常严厉地批评管理它的人。
深爱自己的国家，从来不意味着无限接受国家施加的一切。尊重国旗、历史、军人以及为法国牺牲的人，并不要求一个人甘愿把自己当成可以不断被剪毛的“奶牛”，不要求他接受自己认为过重的税负，也不要求接受规则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更不要求接受一种感觉：国家首先把你视为潜在逃税者，必须尽可能从你身上再追回一欧元。爱国主义不是交给国家的一张空白支票。一个人可以深深爱着法国，同时得出结论：自己已无法在这里按希望的方式发展。船进水时，有人留在船上舀水、补洞、试图把它带回港口，我尊敬他们；另一些人在舀水多年后决定游向岸边，因为他们不愿与船一起沉没。离开不证明他们恨这条船。有时，离开的痛苦正是因为他们还爱它。
3.5361万亿欧元：别再机械重复一个没人真正能想象的数字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口径，法国公共债务在2026年第一季度末达到3.5361万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7.5%，三个月前为115.7%。一个季度内增加75.6亿欧元。2005年，公共债务约为1.1476万亿欧元，占GDP的66.8%。两个时间点相比，名义债务规模增加约208%，债务/GDP比率增加约50.7个百分点。INSEE同时提醒：一个季度的债务变化不能简单等同于同期赤字，因为现金管理和其他金融交易也会影响债务存量。
如果把3.5361万亿欧元除以大约6910万人口，得到每名居民约51,174欧元。这个数字并不是说每个新生儿都收到一张51,174欧元的私人账单，也不是说每个人最终必须偿还完全相同的一份债务。它只是把一个抽象的国家债务规模换算成普通人更容易理解的量级。
问题也不只在债务存量，还在融资和利息成本。2026年国家融资需求约3057亿欧元，中长期债务到期偿还约1758亿欧元，新发行计划约3100亿欧元。法国并不是一次性“还清”所有债务，大量债务到期后需要再融资，因此利率越来越重要。
2025年，法国公共行政部门利息支出约647亿欧元。除以6910万人，相当于每人每年约936欧元、每月约78欧元；按四口之家做统计等值约为每月312欧元。政府关于国家债务负担的轨迹还提到约666亿欧元（2025）和783亿欧元（2026）。如果按同样人口换算，783亿欧元约为每人每年1,133欧元、每月94欧元，四人约378欧元。这些都不是个人账单，而是帮助理解财政量级的换算。
2025年公共赤字为1525亿欧元，2024年为1691亿欧元，分别约占GDP的5.1%和5.8%。1525亿除以6910万人，约为每人每年2,207欧元、每月184欧元。不能把这个数字再机械加到利息上，因为利息本身已经包含在赤字中。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高赤字，同时不断为巨大债务再融资，利息便会挤占原本可以用于学校、医院、安全、投资或减税的空间。
我们征收得很多，那么公共服务的回报就应该非常出色
我的批评并不是认为一切税收都不合法。复杂社会需要司法、国防、警察、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法国选择了很高的公共支出和社会保护水平，因此也选择了很高的强制性税费水平。问题发生在公民开始感觉：自己承担的成本很高，但得到的服务质量、可及性、清晰度和可预测性并没有达到同样高的水平。
“哪个国家税最高”可以争论很久，因为比较会随着统计口径、社会缴费、地方税和公共服务范围而变化。这里更重要的不是排名，而是一种社会契约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世界上最重的一类税收和社会缴费负担，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期待特别高效、特别易懂、特别容易获得的公共服务吗？
二十年来，税收不仅沉重，也越来越碎片化
税收复杂感并不只来自税率，还来自不断累积的计税基础、例外、抵扣、减免、贡献金、特殊制度、申报义务和时间表。同一名公民可能同时承担所得税、增值税、燃油税、房地产税、社会缴费、交易税费，以及在特定情况下的资本利得税或继承税。每一项都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累积在一起，就是纳税人真实体验到的制度。
复杂性同样让国家和企业付出成本：信息系统、控制、咨询、行政时间和诉讼。真正好的税制改革，不只是把某个税率从A改成B，也应减少那些必须请专家才能弄清“我到底欠多少、什么时候欠、为什么欠”的场景。
我们的医疗并不免费：它由全社会共同支付，而且代价很高
把法国医疗称为“免费”在经济意义上并不准确。患者在就医时可能免费或几乎不直接付费，但医疗由社会缴费、税收、各类贡献和补充保险共同支付。2024年法国经常性医疗支出接近3330亿欧元。恰恰因为我们集体投入如此巨大，我们更有权严格要求医疗体系在可及性和效果上达到应有水平。
大约二十年间，完整住院床位数量减少了约五分之一，同时日间和门诊医疗不断发展。对很多治疗而言，门诊化可以有充分医学理由，所以不能简单把“床位减少”写成“医疗必然恶化”。但如果急诊必须在床位紧张的情况下吸收持续增加的需求，那么这种结构变化就会带来现实问题。
急诊就诊量在2002年约1400万次，2021年超过2000万次，2023年约2080万次；2013年至2023年从约1880万升至2080万。急诊停留时间中位数从2013年的约2小时15分增加到2023年的3小时10分以上；超过8小时的比例从约9%升至15%，75岁以上人群则从约24%升至36%。2023年，21%的急诊患者表示他们因难以获得普通门诊预约而来到急诊，2013年约为14%。
经过标准化的全科医生密度在2012年至2021年间从每10万人约155名下降到139名，减少约10%，不过最新数据出现一定改善：2026年初约有101,000名全科医生，同比增加约1%。OECD/Commonwealth Fund相关调查中，43%的法国受访者表示等待专科医生的时间在两个月至不足一年之间，而德国约22%，美国、荷兰和瑞士约12%至15%（视指标口径而定）。
急诊长时间滞留并不只是舒适度问题。一项发表在JAMA、涉及法国97家急诊科1,598名75岁及以上患者的研究显示：在急诊过夜者院内死亡率为15.7%，较早住院者为11.1%；调整后的相对风险约1.39。这是一项观察性关联，不能证明所有额外死亡都由“在急诊过夜”本身造成，但它是一个不能被轻视的安全信号。
美国也提醒我们不要简单化。美国2024年医疗支出约5.3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8%，人均15,474美元；约92%人口拥有保险，约8%没有。美国说明“花很多钱”本身不保证全民覆盖或简单制度；法国则说明“高水平集体融资”本身也不自动保证即时就医。真正的问题不是抽象的“公立还是私立”，而是怎样把资源有效转化为医疗。
学校也在讲述一条长期轨迹
学校仍然是法国的支柱，也有许多令人敬佩的教师。但教育同样体现出一个长期问题：改革、计划、优先事项和各种机制不断累积，却未必形成稳定、清晰、长期的方向。国际评估必须谨慎解释，但多年数据始终显示，法国教育在投入不低的同时，学习成绩受社会背景影响较强，基础能力也存在持续困难。
这不是要责怪教师或学生。恰恰相反，如果社会对学校要求很高，就应让教师有时间真正教学，让权威规则明确，让课程结构清晰，让行政任务不要吞掉课堂时间。
社会团结：保护脆弱者，同时不要打击努力
我希望保留法国的社会团结。困难问题不是“要不要帮助跌倒的人”，而是怎样避免福利、住房补贴、奖金、税收等叠加之后，在某些情况下使“多工作一点”的实际收益变得过小，让努力者感觉追加努力没有得到合理回报。
DREES在2025年1月的典型案例中显示：一名单身无业者每月可支配资源约873欧元，其中约572欧元RSA和301欧元住房援助；一名单身、全职领取最低工资者可支配收入约1,673欧元，其中约1,426欧元工资和246欧元prime d’activité。单亲两孩家庭的典型案例中，无工作时约1,720欧元，在最低工资全职就业时约2,544欧元。这些不是每个家庭的真实账单，但说明制度激励设计非常重要。
作为房东，我也遇到过家庭每月领取超过2,000欧元社会援助，同时还有三名有工作的担保人。这并不能证明欺诈，更不能成为羞辱受益人的理由。但它迫使我们提出一个政治问题：怎样让社会保障既足够体面地保护弱者，又不让为制度出资的人逐渐把福利领取者视为对手？
同样，税务机关在认为租金明显低于市场、缺乏充分理由时，可以重新评估应税租赁收入。我本人也经历过跨越数年的税务审查。反滥用规则可以有正当逻辑，但这种经验会加强一种心理对比：国家极其细致地检查公民，而国家本身却难以掌控自己的财政。
当纳税人感觉自己被精密追踪，而国家却难以控制自己
“Foncier innovant”项目利用航拍图像和算法寻找可能未申报的建筑或游泳池，随后由税务人员核实。2025年，税务机关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引导了约52%的专业主体已结案检查，以及超过54%的个人案件；相关技术与其他定向手段帮助税务稽查追回约28亿欧元。
我并不反对国家使用现代工具打击欺诈。我质疑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不对称：公民看到一个能够交叉数据库、分析航拍图像、找到一座泳池的国家，同时这个国家公共债务超过3.5万亿欧元、年度赤字仍高于1500亿欧元。一件事不能为另一件事开脱。正因为国家要求纳税人遵守规则，国家自身更需要以预算纪律来维护税收的正当性和社会接受度。
规范复杂度是另一层问题。法国参议院2023年6月关于“规范节制”的工作曾估算，相关规范存量约有4400万词。词数当然不是完美衡量：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负担不同，统计范围也会变化。但这个数量级表达了企业、协会、地方民选官员和普通人都熟悉的问题：规则增加得比简化得快。
当加满一箱油也成为税收问题
燃油已经成为这种不满最直接的象征之一。法国能源与气候总局2026年8月21日周报显示，全国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223.12欧分，即2.2312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159.67欧分，一年上涨约39.7%。来源：法国生态转型部门，2026年8月21日石油产品价格周报。
这里必须准确：在2.2312欧元/升的价格下，说国家已经“每升拿走超过1欧元税”并不正确。同一官方文件给出不含税价格125.18欧分、含税价格223.12欧分，两者差额97.94欧分，约占最终价格44%。如果加50升，税费对应接近49欧元。2026年大部分法国本土地区B7柴油普通消费税为每升60.75欧分，另有标准税率增值税。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借口式的虚构。法国财政部门指出，全球约20%的石油产量经过该海峡，冲突开始后布伦特原油在3月上涨超过40%。把全球油价冲击说成贝西制造是不诚实的；但反过来说外部冲击意味着法国在税收上没有任何选择，同样不准确。政府没有实施普遍减税，理由是广泛降低燃油增值税将耗费数十亿欧元财政收入，而且高消费家庭获得的绝对收益更大，因此更偏好定向援助与电气化。这一预算和分配论点可以讨论，但它也显示国家对燃油税收收入的依赖。
CAMPING LA RESSOURCE：我原本想传播实用知识，却学会了如何制作行政材料
CAMPING LA RESSOURCE本应是我对许多批评的实践回应。疫情之后的2021年，我设想一个地方，让家庭自主不再只是书籍或视频中的概念，而可以被看见、触摸和复制：部分自发电、控制能耗、雨水和水资源管理、种植、永续农业、减少垃圾、理解替代建筑方式、降低对外部基础设施的依赖。在约三公顷土地上，这个“活的展示场”本应成为露天实验室。我在《La France contre ses entrepreneurs》中详细记录了项目和遇到的障碍。
我从没要求国家替我建营地，也没要求国家替我承担创业风险。投资、自建、找伙伴、让项目可持续，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随后我面对授权、研究、几十份文件、税费、融资障碍，以及协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税务资格的复杂分析。
我也纠正过自己的估算。早期某些开发税计算让我一度担心总额超过100,000欧元。后来根据修改后的方案和分阶段建设进行更细致计算，得到项目实际开始前预计税费超过33,000欧元，其中在所述情景下约30,000欧元属于开发税。后一个数字没有前一个那么惊人，但更精确、更可辩护，所以我保留后者。
对一个依赖个人资金的小项目来说，在迎来第一个客户、赚到第一欧元之前就需要承担超过30,000欧元，仍然足以决定项目是启动、延期还是拆成更多阶段。讽刺之处在于：我想建设一个讲“自主”的营地，却成了行政依赖的专家；我想建建筑，最后最熟练的是“建材料、建档案”。
我曾希望房产让我自由，如今它也成了我的锁链
“不满意就走”这句话忽略了一个事实：当一个人的整个经济生活都建立在一个国家时，离开并不是买张机票。二十岁时，一只行李箱、少量财产和很少的义务，换国家可能几周就能决定；但拥有房屋、土地、贷款、合同、业务和项目之后，人生已装不进汽车后备箱。
我花了人生很大一部分精力建设房地产资产，是因为我想进步、改变社会阶层、不再永远依赖工资，并创造一种没人会免费交给我的经济自由。我节省、冒险、工作、投资，以为有一天这些资产会给我更多选择。痛苦的讽刺在于：本应给我自由的资产，也成了让我难以迅速离开的原因。
如果明天快速出售某些房产，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产生房地产资本利得税。普通制度下，所得税部分通常在持有22年后完全免除，社会缴费部分在30年后完全免除。在持有期减免和其他豁免前，应税资本利得原则上可能适用19%的所得税和17.2%的社会缴费。来源：法国税务机关关于房地产资本利得的说明。
按我自己的购置时间表，一些投资要等到完全不再承担这类税负，大致会等到我七十岁左右。我并不是说这个法律制度非法，而是在解释为何资产会形成现实锁链：我用它追求自由，却发现快速离开可能意味着交出几十年努力成果的一部分。
工作了一辈子之后，国家仍然站在遗产门口
我的父母工作了一生，缴过所得税、社会缴费、消费税以及法国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税费。他们的财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几十年劳动、储蓄、选择和克制的结果。现在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与其继续节省到生命最后，只为了保留一笔在继承时可能继续被征税的资本，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卖掉一部分，使用自己的钱，按自己的意愿生活。那是他们的钱，也是他们剩余的人生。
规则本身无需夸张。在父母对子女的直系继承中，每名子女通常可从每名父母处享受100,000欧元免税额；超过后按5%至45%的累进税率分段计算。进入45%最高档并不意味着全部遗产都按45%征收。健在配偶或PACS伴侣免缴继承税。
一个简单例子：某子女从一名父母处获得净额300,000欧元，没有此前赠与占用免税额，也没有其他特殊豁免。100,000欧元免税后，应税基础为200,000欧元。按直系累进税率计算，继承税约38,194.35欧元：大约403.60欧元按5%、403.70欧元按10%、573.45欧元按15%，其余约36,813.60欧元按20%计算。这只是说明量级的教学案例，不是任何具体家庭的继承计算。
传承可以依法提前规划。一般而言，每名父母可以在直系免税额框架内向每名子女赠与最多100,000欧元，额度每十五年更新；在具体条件和既往赠与允许的情况下，一对父母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向每名子女转移200,000欧元。自2026年1月1日起，涉及的手工赠与原则上需要在线申报，即使最终没有税款。
同时，生前卖房并不会让钱“从遗产里消失”。如果卖房款在死亡之日仍在银行账户，它仍然属于遗产。我的父母不是认为出售可以神奇避税，而是不愿为了完整保留一笔自己再也享受不到的资本而继续压缩当下生活。我完全理解，经历一生税收、储蓄和牺牲之后，继承税在心理上会被感受为“最后再交一次”。
我的父母离开了
还有一件事，比我的税、房产、项目和政治分歧都重要：我的父母。那些我深爱的老人，看着我长大，教育我、保护我、陪伴我，为了让我接受教育、拥有幸福的少年时代并成长为自己而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父亲现在89岁，母亲82岁。他们做出了一个我过去很难想象的决定：离开自己的国家。等你读到这些文字时，他们已经不再生活在法国国土上。
我大概是最为他们离开感到遗憾的人，同时也是最能理解他们的人。我的父亲并不是一生都背对法国或国家的人，恰恰相反。他曾是海关检查员，在法国行政体系工作了一辈子，经历过二十多次调动，努力做到专业而尽责，多次获得职业认可，甚至得到过部长级感谢。他属于那一代人：把国家工作做好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只是责任。他的兄弟曾在印度支那作战并立功，后来在阿尔及利亚阵亡，给家庭留下了从未完全愈合的伤口。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法国生活一生、为法国国家服务一生之后，在89岁时决定移居国外。
89岁的离开已经不是冒险。二十岁时，换国家可以意味着学习新语言、建立事业、把不确定变成机会；89岁时，离开意味着放弃一生的习惯，重新建立生活坐标，在本应希望一切更简单的年龄适应新环境。82岁的母亲与他同行。他们在法国工作、缴费、纳税、养育孩子、相爱、变老，并积累了几十年的记忆，现在却一起走向别处。
我不会把父母变成全国统计学样本。他们的离开不能解释约250万法国人在国外生活的原因。但当一名89岁、职业生涯服务国家的人决定宁愿在别处度过最后岁月，“领土吸引力”这种技术官僚语言突然就不再只是报告上的曲线。它变成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决定。
所以，在指责离开的法国人懦弱、自私、忘恩负义或不爱国之前，也许应该先问一个更简单、更有人性的问句：你经历了什么、等过什么、希望过什么，才最终觉得自己的生活会在别处更好？你不一定同意他的答案，但至少你先理解，再判断。
那个让我经常回头张望的国家
安全感是我与国家关系中的另一道裂缝。2005年5月至2006年4月的十二个月内，法国内政部记录421,095起“故意侵害人身完整”的事件。近二十年后，法国政府向参议院表示，2024年警察和宪兵记录该行政统计类别818,233起事件。两个官方截面之间，记录数量从约42.1万升至81.8万，算术增幅约94%。来源：内政部2006年6月8日档案；法国政府向参议院提供的2024年数据。
但我拒绝简单写成“暴力二十年翻倍”。旧的“état 4001”犯罪系列并非跨二十年完全可比：法律定性、记录方式、受害者接待以及报案意愿都发生变化，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尤其如此。更诚实的说法是：安全部门记录的暴力事件规模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但部分增长也来自过去沉默、未报案或不同编码的案件如今更常进入统计。来源：内政部2025年6月3日对国民议会的答复。
即使只看2016年以后更稳定的新系列，信号仍然很强。2024年谋杀未遂受害者4,305人，2016年为2,259人，接近翻倍。SSMSI 2025年最终报告指出，自2016年以来记录的身体暴力平均每年增长约8%，性暴力约11%，强奸和强奸未遂约15%。2025年记录身体暴力受害者473,000人、性暴力受害者132,300人；凶杀975人，与2024年大体稳定。需要强调：2024年的818,233“事件”和2025年的473,000“受害者”不是同一统计单位，不能直接相除比较。来源：SSMSI，2025年治安与犯罪统计报告。
我对暴力的认识并非只来自数字。我曾在奥弗涅做保安，后来当团队负责人，在工作中两次遭受严重袭击，需要住院，总共做过两次手术。我也认识一些保安人员，他们在执行任务时遭刀具袭击，再也没能回家。即便有经验，我在某些大城市、某些时间仍会不自觉回头，靠墙走，观察人群、手、出口和距离。这不是证明所有法国人都应该害怕，只是一个真正遭遇过暴力的人身体留下的反射。
因此，我拒绝两种相反的宣传：一种说整个法国都已经无法生活；另一种说任何表达不安全感的人都只是在想象问题。全国平均值不能抹去一个具体受害者，一个个人经历也不能概括整个国家。成熟讨论必须同时承认这两点。
那些愿意为国家承担一切风险的人
尽管有如此多愤怒，我仍对另一种法国怀有巨大的感激：军人、警察、宪兵、消防员、医护、保安，以及那些职业要求他们在普通人的本能是远离危险时反而向危险走去的人。我也想到在DGSI、DGSE、DRM以及其他安全和情报机构中默默工作的人。公众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大部分成功，因为成功往往正是让某件事情没有发生。
2026年7月的一段公开证词让我印象很深。在LEGEND关于法国特种部队的节目中，CPA 10军官Charles d’Azérat在大约2小时06分处讲到一名军人：他已为国家负伤三次，第三次几乎死亡，当时妻子还怀着孕。根据该叙述，他的保险在有关情况下据称可以支付514,000欧元，而其月收入约2,500欧元。但他据称选择保留继续服役的可能，最终重返战斗。我没有那名军人的保险合同，所以金额、背景和选择都只限于公开证词所述。
514,000 ÷ 2,500 = 205.6个月；205.6 ÷ 12 ≈ 17.13年。按照证词中的月收入，这笔钱相当于17年以上的工资，不考虑通胀、晋升、税收和其他收入。如果一名三次负伤、险些死亡、还要照顾家庭的人选择514,000欧元，我有什么资格谴责他？没有。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他真的如证词所述选择返回服役，我才觉得如此非凡。
军人可以有个人政治意见，但民主制度必须确保武装力量服从合法的文官权力。《国防法典》L.4121-2承认军人的政治观点自由，同时以军人身份义务规范其表达；法国宪法第15条和第20条规定共和国总统为武装力量统帅，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并掌握武装力量。军队服从合法民选权力，是民主最重要的保护之一。
而正因为军人必须服从合法权力，权力的责任就更重。如果国家可以要求一些公民承担生命的最高风险，那么治理者就应当以与这种牺牲相称的严肃态度对待工业、主权、技术、经济独立、公共财政和国家凝聚力。
我对情报人员也有同样思考。一个负责监测国家威胁的人，可能作为公民不同意某些公共政策；一个分析员可能发现经济干预行动，同时看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产业能力消失。但个人意见不能变成秘密政治行动。情报人员服务于共和国国家，而不是成为国家的裁判。向这些男女、执行任务的军人，以及所有在身体或精神中背负我们永远看不到的伤痕的人，我始终保持真诚而深切的感激。
致那些在我们之前倒下的人
还有一些人永远不会再投票。我想到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人，并拒绝把他们强行拉进今天的党派争论，假装他们如果活着一定会同意我。那是不尊重。他们死于不同政体、不同战争、不同原因；有些今天被纪念，有些今天被历史更严厉地审视。但无论政治评价如何，个人牺牲是真实的：教科书中的一个日期背后，总有一个具体的人。
他往往很年轻，有母亲，有时有妻子或未婚妻，可能有孩子，口袋里或许有一封信，一定有未来计划，也一定非常想活。他却为了旗帜、单位、战友、某种法国观念，或者因为执行命令、因为不愿抛弃身边的人而死。我想到1870年、1914-1918、1939-1945，想到抵抗者、自由法国、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黎巴嫩、阿富汗、萨赫勒，以及许多今天大多数人甚至已经叫不出名字的行动。
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的法国，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也没有权利替他们回答。有些人的政治观点可能与我完全相反。但我们至少有责任问自己：我们今天共同塑造的法国，是否配得上前人付出的代价？尊重死者，不是把他们征用到现代政治斗争中，而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东西，曾由生命支付。
我们这些选民，真的完全无辜吗？
不断指责“政治人物”时，我们容易忘记民主也把一部分主权交给我们，因此也把一部分责任交给我们。如果人民在投票时是主权者，那么后果出现后，人民能否突然宣布自己与结果毫无关系？
CEVIPOF在2026年2月发布的政治信任晴雨表显示一个惊人的矛盾：82%的法国受访者仍认为民主是一种好的政府制度，但只有20%信任国民议会，15%信任政党。同一调查中，76%认为政治负责人“相当腐败”。必须说明：76%衡量的是“腐败印象”，绝不等于76%的民选官员因腐败被定罪。
同一调查还显示，43%认为民主制度什么都推进不了，需要“少一点民主、多一点效率”；36%赞同一个无需顾及议会和选举的强势领导人；20%支持由军队管理国家。这不意味着法国明天就会变成威权政体，但说明相当一部分公众开始把“民主”和“效率”对立起来，而这恰恰应当让希望保护民主的人担忧。
这也是我《Les limites de la démocratie》一书的核心。我提出两个概念：“过滤器”，即制度能否把足够有能力的人推到权力位置；“开关”，即当他们失败时，制度能否和平地把他们换掉。这不是主张取消民主，而是在问：如果民主程序本身可能长期产生削弱国家的选择，我们如何保护民主？
多数票并不会自动把一个决定变得理性。多数人也可能偏好眼前利益而忽略未来成本，要求更多支出却拒绝为支出缴税，要求降低债务却反对任何触及自己利益的节约。如果我们同时要求更多服务、更少税、更大再分配、任何节约都不能碰到自己、同时债务还要下降，那么我们就在创造一个非常可预期的政治激励：今天许诺能赢票的东西，把价格推给明天。利用这一点的政治人物承担巨大责任，但奖励这种承诺的选民也不能永远认为自己与结果毫无关系。
当“留下”不再是理所当然
很长时间里，我选择留下并行动：投票、说服、写作、出版、成立协会、提出建议、向机构申诉，需要时走上法庭。我相信这些公民道路，今天仍然相信。我曾进入政治生活，因为我认为哪怕个人力量有限，也可以推动一个想法、改善一个决定。我遇到过聪明、博学、诚实、极度投入的人，也看见过更狭窄的野心：为了职位而追求职位，对对手要求绝对道德，对自己阵营却突然变得非常“细致和宽容”。
但暴力对我不是答案。子弹不能降低赤字，骚乱不会创造医生，内战不能简化行政规范，炸弹不会恢复工业。我所希望的法国重建必须是民主、宪政和共和国框架内的。另一些法国人选择适应现有制度，认为它的优势仍然大于缺点，整体社会契约仍可接受；他们的选择同样合法。
还有一个比革命安静得多、但对个人而言同样激烈的决定：离开。因为人的生命不能无限延长，因为不想再等二十年才知道国家是否终于改变方向，因为拒绝暴力，却也不愿把整个人生都用来不断与一个自己已不再相信的系统作战。于是出现具体动作：卖掉能卖的，关闭必须关闭的，整理生活，收拾行李，拥抱所爱的人，然后去别处寻找自己已无法在这里建成的生活。我现在深刻理解这个选择，不是因为它是唯一值得尊重的选择，而是因为我终于理解什么会把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推到这一步。
希望也可能成为一座监狱
《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里有一句关于“希望”的话长期伴随我：建筑师把希望描述为人类最大力量与最大弱点的共同源头。我不会把电影对白当作经济论据，但这个思想触动我，因为希望在我的人生中确实曾是一股巨大力量。
正是希望让我进入政治、写作、投资、构想CAMPING LA RESSOURCE，也让我相信，靠自己的书、文章、项目、视频和参与，哪怕力量很小，也可以为更大的东西放上一块石头。没有希望，人什么也不会建设。一个人如果确信项目必败，不会投入几年；如果确信文字毫无用处，不会写几千页。
但当希望不断说服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再推迟一点”，它也会变成监狱。我们再等一次选举，再等一个政府，再等一项改革，再等一次简化承诺，再等一个“几年后终于平衡”的预算，再等医院、安全、工业的新计划。每次都告诉自己：也许这次不同。可在我们等待时，有一样东西从不停下：生命。父母变老，我们自己变老，一些项目变得更难，一些机会彻底消失。
我们没有无限多个十年。因此我现在相信一句几乎残酷的话：我仍然对法国抱有希望，但我不再愿意把自己的存在暂停到这种希望实现为止。这不是放弃法国复兴的愿望，而是承认一个人有权不把余生绑定在一个不知道五年、二十年还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国家改革上。
我童年与梦想的国家，你变成了什么？
当我看着蓝白红三色，我看到的不只是国家、政府或行政机构。我看到历史，我的父母，那些死去的人，我走过的山，我修复的房子，我努力建立的资产，我仍梦想建设的营地，以及一生的记忆。但我也看到一个让我越来越难以本能信任的国家：它不断告诉我“下一笔支出会修复上一笔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看到一个能用人工智能发现我房产异常的税务机关，同时公共债务超过3.5万亿欧元；我看到一个投入数千亿欧元的医疗体系，却有时需要等几个月看专科医生；我看到参议院自己用数千万词衡量的规范体系；我看到大量高学历年轻人考虑去国外工作；而现在，我尤其看到自己的父母已经收拾好行李。
但我拒绝说法国已经注定失败。它仍拥有杰出的工程师、研究者、科学家、工人、手艺人、企业家、农民、军人、警察、宪兵、医护、热爱教育的教师以及以真正公共服务精神工作的公务员。法国不缺智慧，不缺勇气，也不缺人。它在我看来太常缺少的是长期选择、排序、取舍、简化、承认失败的能力，以及接受一个简单事实的能力：真正的改革必然会让某些人失去某些东西。只要我们只愿改革“别人享有的东西”，法国就无法做足够深的改革。
我并不梦想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团结、没有税收的法国。恰恰相反，我希望国家在不可替代的领域足够强大；希望社会团结有能力托住跌倒者，却不会耗尽为它出资的人；希望纳税人能够理解税收的必要性，而不是感觉永远只有自己被要求解释每一欧元。我也不想削弱民主。我希望我们足够信任民主，敢于正视它自身的弱点，在它的失败被别人利用来提出更糟糕的替代方案之前。
最后还有一个几乎最基本的要求：停止系统性羞辱离开的人。他们离开并不证明他们比留下的人更不爱法国。有些人只是已经不再相信能够在这里建设自己想要的人生；另一些人认为余下时间太珍贵，不能无限等待一场总被推迟的改善。我的父母离开了。我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爱他们，任何经济或政治推理都无法让距离变得令人愉快。但我也同样深刻地理解他们。
也许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信号，并不是某一个法国人决定离开。真正的警报，是“爱这个国家”本身已经不足以留下一个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留下理由的人；是人们不再问海外法国人“你为什么走？”，而开始问“你是怎么做到走掉的？”
我希望这不会成为数百万法国人共同的问题。避免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一个旧习惯：只愿改革那些不会碰到自己的东西。掌权者必须为决定负责；选民必须面对自己奖励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制度的合法受益者也不能忘记制度需要资源；每个人都要接受一个事实：节约最终可能触及自己的利益，而新增服务永远有价格。拯救民主，也要求我们有足够信心去批评它的弱点，而不是把任何批评都说成反民主。
从文章开头起，我一直努力把法国与法国国家机器区分开，把祖国与政府区分开，把民族与贝西、税务机关、行政规范区分开。在理智上，这一区分仍然正确：一个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国家绝不等于某一届政府、某个部门、一个预算或一次税务检查。但随着时间推移，维持这种区分越来越困难。当国家、税务和政治决策进入我们的工作、项目、财产、医疗、安全和未来时，它们不再是抽象概念。最让我害怕的也许不是“不再爱法国”，而是为了不让对管理者的愤怒侵蚀这份爱，我必须付出越来越大的精神努力。
我的国家，我美丽的国家，路易十四、拿破仑·波拿巴、夏尔·戴高乐的国家，我童年和梦想中的国家：你变成了什么？我仍然爱你。正因为我仍然爱你，我才会对我认为我们正在对你做的事情如此愤怒。也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理解那些在希望、等待、工作、缴税、建设之后，最终有一天离开你的人。
David Salvan，Coutansouze，Allier
🇫🇷 我们不应只是衰退的旁观者。我们应当以民主方式扭转航向，在金融市场或街头替我们作出改变之前。
余音
“再见，我的法国……你已不再是我曾经认识的法国，不再是尊重价值、国歌和国旗的国家，不再是以身为法国人为荣的国家。再见，我那充斥各种非法交易、失业、伊斯兰主义、一夫多妻、纵容、放任和家庭解体的法国……再见，被压缩到紧急状态的法国，被解构、与自身交战的法国……然而，我仍想保持乐观，相信你会重新振作。但谁会拯救你？”
Éditions du Rocher为Marcel Bigeard 2006年著作Adieu ma France发布的介绍文字。
最后，还有“无能政治（inaptocratie）”这一政治格言式定义：
无能政治：一种政府制度，在其中，最没有治理能力的人由最没有生产能力的人选出，而社会中最没有能力自给或取得成功的其他成员，则获得由越来越少的生产者的财富与劳动被征收后所支付的商品和服务。